病请描述: 一般过敏性疾病都有一定的发展顺序,多表现为孩子患过湿疹、过敏性鼻炎后,逐渐发展为哮喘。临床发现曾经发生过湿疹的患儿,其中18%会得哮喘,而没有发生过湿疹的,只有7%的机会得哮喘。所以,如果孩子发生过湿疹、过敏性鼻炎,都是以后发生支气管哮喘的危险因素。值得庆幸的是,当孩子出现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是可以通过早期预防和积极治疗减轻症状,还可进一步预防过敏性鼻炎转化为哮喘。因此,家长应对孩子的一些异常提高警惕,尤其在5岁以后的孩子,经常出现打喷嚏、流鼻涕、鼻痒、鼻塞等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应引起家长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些症状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和学习,比如鼻塞之后产生张口呼吸,影响牙齿发育,整天鼻痒和打喷嚏,严重影响孩子的学习能力、记忆力。一旦发现这些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就医。 目前,临床上将上下呼吸道的变态反应性疾病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治疗时要把过敏性鼻炎和哮喘一起考虑。所以,在五官科治疗过敏性鼻炎时要考虑有无气道反应性增高和哮喘;在呼吸科治疗哮喘时注意患儿是否存在过敏性鼻炎,尤其对那些难治的、对规范化治疗方案反应不好的病人,更应该考虑有无鼻炎和鼻窦炎的影响。 不过治疗儿童呼吸道过敏性疾病必须十分慎重,最好的选择是使用无镇静、无心脏毒性的抗组胺药物。对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及伴有特应性皮炎、湿疹或鼻炎的12-30个月的患儿,使用以开瑞坦(氯雷他定)为代表的第二代抗组胺药可以显著减少上呼吸道感染和喘鸣的发生,且未出现患儿不能耐受的副作用。”氯雷他定拥有104亿以上安全使用日,是一种无镇静作用、无心脏毒性、适用于成人和儿童过敏性疾病的抗组胺药物,且快速起效、疗效持久;和第一代抗组胺药物相比,氯雷他定不会影响患儿的综合学习能力和生活质量,是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的首选药物。但在治疗儿童鼻炎合并哮喘或者咳嗽时不是首选最佳药物,临床实践表明,氯雷他定治疗气喘咳嗽疗效不佳。相反马来酸氯苯那敏片或富马酸酮替芬在治疗儿童鼻炎合并哮喘时有较好治疗价值,由于马来酸氯苯那敏片或富马酸酮替芬有镇静嗜睡作用,又限制了这些药的使用,因此需要由医生权衡利弊后给予合理用药才能取得良好疗效。
王智刚 2019-01-22阅读量9761
病请描述:中庸之说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始,是先贤留给了我们一把认知世界的钥匙。在预防胚胎停育-流产的众多保胎方案中,当今盛行着孕激素和肝素两大保胎的理论与阵营。让我们摒弃学术的偏见与傲慢,摒弃对经验和循证的认识与迷信。首先来认识黄体酮和肝素之性。利用黄体酮和肝素的自身属性进行对比,以认识在保胎领域的孰轻孰重。河北省人民医院生殖遗传科张宁似乎不论认知的对错都能够衍生出各自的理论予以支撑以完美解释一切,就好像历史上铁球和木球的故事,地球和太阳的故事,狗和月亮的故事,古猿和水猿的故事,肾脏和勃起的故事,出血和流产的故事,促黄体生成素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故事,而时至今日教科书中依然认为高LH是导致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先贤利用金木水火土依然可以解释疾病的病理过程。因为我们还时常走在循证的路上,而非登上了科学的顶峰。循证需要逻辑的约束为前提,而不能盲目的循证,漫无边际的循证,医疗行为的有效性离不开针对患病局部作用的强度。精准医疗离不开精准的视角——首先需要一双精准的眼睛,我们要认识与流产相关的影响因素,这双眼睛为了精准必须紧紧的盯住女人的子宫,与子宫最为密切的因素,和胚胎发育最为密切的因素,才是我们应该抓住的和导致停育最密切的因素。肝素和黄体酮保胎的理论都是以改善子宫内膜血供为根基,改善子宫内膜血供的治疗思想并没有错误。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药物如果需要发挥相应的治疗作用,这种作用需要药物能针对靶器官的作用达到一定的强度,既然肝素的用药理论基础是“微血栓理论”,预防子宫内膜局部血栓形成,那么肝素需要在宫腔局部的作用达到一定的强度才有使用的意义。雌孕激素和肝素从作用强度上讲,区别在于子宫及其内膜有雌孕激素的特殊受体,而肝素没有。雌孕激素只针对子宫局部起作用,而肝素的作用弥漫于全身,肝素的作用显然被稀释了。因此雌孕激素在子宫内膜的作用容易更强,而肝素在局部的作用即使存在也较弱,所以肝素应该很难起到想象中的神奇作用。如果讲到改善血供的作用我想对孕激素的子宫局部血管壁的作用应该比肝素针对抗凝血酶Ⅲ的作用更可靠,孕激素通过作用于子宫局部血管壁来改善子宫血供。至于全身使用低分子肝素是否有助于预防子宫局部血栓形成我想这种作用应该是还有待于证实的。对于改善子宫内膜血供预防局部血栓形成孕激素有着同样的作用并且效果更强,孕激素作用的靶器官是子宫局部血管的血管壁,当女性排卵后两周黄体萎缩出现雌孕激素下降带来的作用是内膜螺旋动脉痉挛脱落表现为来月经。许多保胎的理论源自对孕激素作用的认识,迄今孕激素被发现的作用还有局部的免疫调节——抑制母体免疫排斥,抑制子宫收缩等作用。而这些都是肝素所不具备的。即使我们现在说不清肝素本身有没有改善子宫动脉血流的作用,那么有点医疗常识的人都知道,假如一个老年人考虑脑供血不足用什么药物更合理,我们通常会使用对脑血管有一定作用的尼莫地平,但是不会用肝素,为什么为了改善子宫动脉的血流就要用肝素呢?退一步讲即使肝素有保胎的作用那么曲解为肝素通过改善子宫动脉血流增加妊娠成功率我想也是不合理的。在保胎的概念中很多都是预防性应用,我敢给人保胎不用肝素而不敢不用雌孕激素,但是我想主张肝素的医生不敢给人保胎不用雌孕激素而只用肝素。而在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黄体酮和肝素谁负谁胜却只有天知晓。人类大众的认知有时似乎非常的幼稚与可笑而他们却又异常的偏执,人们崇尚科学却迷信循证,女性在妊娠后黄体产生雌孕激素,可是因为认知的局限性以及历史上的原因,人们只关注孕激素而不关注雌激素,人体是非常奇妙的,她的妙在于她不会产生一个废物,而人体中的有害物质聚集往往并不是物质本身有害而是因为代谢通路出现问题从而造成聚集带来负面影响——例如胆固醇,否定了雌激素在保胎领域的应用就等于否定了人体自身的合理性,只是我们目前很难精进到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雌激素而什么情况下不是必须使用雌激素以及雌激素的最小化使用,不是吗,因为我们连孕激素都很难把握什么的情况必须使用什么的情况不需要使用以及最小化使用,别再提那个孕激素检测以及最小化使用的想法,因为这两点奢求带来的失败经验几乎让人们否定了黄体功能的理论。在不相信雌激素具有保胎价值和宁可过量使用孕激素保胎的情况下,人类大众却转而相信肝素具有可靠的保胎价值。瞬息之间也有人类个体站出来证实肝素的保胎效果被循证医学所证实了。而雌激素的保胎效果却鲜有人出来去循证,而孕激素的保胎效果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时者被证实时者被否认。黄体酮制剂的使用有上百年的历史,而在依然有人循证孕激素保胎有效性的今天,人们又在轻易的尝试新鲜的玩物——肝素了,只能说学者和大众都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人性所使,这让学者们觉得自己别具一格或者具有了超前的理念。而患者在别样心境下人任何古怪和新鲜的保胎方法都会有人愿意去尝试。循证只是利用统计学方法验证治疗方式的一种方法,也并不是不可推翻的。首先我看到的最大规模的关于肝素用于妊娠期保胎的研究并未证实其有效性。人类经过三次自然妊娠的成功率根据不同的年龄分组在95~99%,人类的妊娠成功率是以三次妊娠做为一个统计单元的而非一次。因此很难鉴别出药物的有效性与否,毕竟连孕激素保胎也曾被受到质疑。但是在关于循证的思想认识中有一个重要的脑筋急转弯,你其实循证的是药物效果而不是理论的对错。从逻辑上讲,对比肝素和黄体酮的自身属性,你去循证肝素无效那么肝素可以无效,因为肝素仅代表了肝素。但是你去循证孕激素保胎无效,那么有两个问题要考虑,一是你选取的孕激素制剂的种类有问题,例如你选取的是口服的黄体酮胶囊或者胶丸,还是黄体酮注射液,还是地屈孕酮或者阴道给药的黄体酮制剂。不能因为其中的一种孕激素制剂循证失败就否定孕激素保胎的理论,但你可以否定那种药物,我在临床上只使用后三种现在是后两种。另一个考虑就是你的病例分组是否得当,例如在99年有一份关于妊娠期使用氟康唑与妊娠结局的关系研究,121名女性孕早期暴露于氟康唑,这些妇女与13327名未接受任何处方药物的女性妊娠结局做对比,孕期使用氟康唑的暴露组出生缺陷率为3.3%,而对照组的发生率是5.2%。(人类在不受外界环境影响下的背景出生缺陷风险是6%左右。)难道我们能因此而说氟康唑可以降低出生缺陷风险吗?这就是循证必须受逻辑的约束而不能随意的循证。氟康唑FDA分类C类,在超人类使用剂量20~60倍并且长期使用进行动物实验时发现了致畸风险,但是能以此作为一个女人怀孕后短暂小剂量使用氟康唑后胎儿是否受到影响的辨别依据吗?但是现实中许多人却在用FDA的动物实验数据(长期超人类使用剂量的实验数据)作为判断的标准,用以对母体短暂用药后胎儿是否受到致畸的影响而进行一本正经的评估。也有人使用氟康唑以后担心致畸风险而不敢继续妊娠选取了人工终止。一个药物被证实能起到某种作用与否很容易受到病员分组中病员构成不同的影响,例如关于流产的问题涉及了众多可能导致流产的原因,其中还不乏因为胚胎自身异常的生理性淘汰以及人类目前尚不明确的原因以及我们现在误以为的原因。不要以为医院在建筑上变得富丽堂皇之后人类的医学认识水平也到了尖端的地步。以人类目前的科技与能力范畴,在进行循证时无法对相同病因的病员进行精确分组,因为我们的检验指标都是筛查指标。例如有100例女性发生了流产,他们的流产发生在孕12周之内看到胎心前后的不同时期,我们理想的忽略掉检测的误差,或者说我们的检验达到了一定的精准程度——能将孕激素检测的误差从目前的3ng提升到了1ng,而这100名女性孕期孕酮水平都恒定在16ng,最终的结果是她们都流产了,能说明她们都是因为孕酮缺乏导致的吗?如果不能你如何分组验证他们再次怀孕后50人是用孕激素保胎,50人不使用孕激素保胎,这种孕激素效果的真伪。而肝素又是如何验证的呢?我想今天很难会有孕期单独接受肝素保胎的志愿者出现。因此对照试验不可能是50人是用孕激素保胎50人使用肝素保胎,如果敢这么玩肝素会被孕激素玩死,萤火怎敢与皓月争光。就连德国拜耳在做地屈孕酮临床推广的药品对照试验时他们也只敢拿地屈孕酮和HCG保胎做对比,而不敢拿地屈孕酮和黄体酮注射液做对比研究。不过平心而论地屈孕酮这个药物还是值得肯定的。因此设计只能是50人用孕激素保胎,50人用孕激素和肝素同时使用保胎。还记的那篇循证的结语是小剂量低分子肝素可以增加临床妊娠的成功率,小剂量肝素的作用马上被稀释分布到全身,在局部达不到作用强度却来评估其有效性我也是醉了。好吧我让你一招,就算你是对的不考虑分组不合理造成的影响,一组100人使用孕激素保胎,一组100人使用低分子肝素和孕激素保胎。假如说每组中被平均分配了5个是由血栓性疾病导致的胚胎停育,那自然添加肝素组临床成功率高。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会让人大跌眼界,再有这样的100个人去怀孕,医患双方一拍即合,低分子肝素和孕激素联合用药,为了规避那5个人其余的95个人也跟着一起使用。让我们再回到医学的初衷,是为了让5%的群体收益还是95%的群体受益,在这一点上必须有富有艺术性的牺牲精神,为了让更少的女性避免在整个孕期使用低分子肝素。好吧再让你一招,靠实验室指标区分使用人群以达到精准治疗的目的,你在分组的时候通过实验室指标进行区分了吗?我想八成是没有的,如果有分组两组都有血栓性指标超出正常值范围,除非没有使用肝素组是全军覆没的或者使用肝素组具有大规模完胜的优势,否则从另一方面讲此时不用肝素孕激素也是对这些指标有治疗作用的,出现这些指标也并不是必须要用肝素的,这些指标出现也同样不能像孕激素的水平一样预示着流产的必然也仅仅是筛查指标。而我不相信在两组对比中添加肝素组能比单纯使用孕激素组能有显著的优势,因为肝素即使能在局部形成作用这种作用也是微弱的。既然孕激素的实验室指标不可靠那么如何做到将一个用于诊断血栓性疾病的实验室指标用于精准的调控流产的预防。因为这些正常值范围用于评估的血栓性疾病而不是流产与否。这恐怕让血栓派进退两难,降低正常值上限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正常值范围之内也会发生血栓,而因此会圈更多的人进来,难以自欺的理论又何以欺人势必有崩盘的可能,降低诊断标准意味着默认血栓性疾病是导致流产最主要的原因而不是黄体功能不足。而放宽实验室指标好像病人一下子少了,而且如何解释那些反应血栓指标明显升高的人为什么没有得血栓呢?是否有假阳性呢?原因在于这些指标本应该用于得血栓的群体或者有血栓临床表现的群体进行检测是为精准医疗中的群体精准,而用于流产的群体首先群体定位不精准而套用了适用于血栓性疾病群体的正常值范围因此也很难精准。我们只能说或许吧,肝素用于保胎有价值,但是临床应用价值有限,尤其是1~2次流产史的女性群体中。而有时人们宁愿相信他的价值存在,也仅仅是患者思想上需要一颗救命稻草。我们循证的方法只能循证药物的有效性与否而很难循证药物有效性的强度。如果不人为设置使用药物的种种约束条件很容易造成药物的滥用。但是不难想象肝素和孕激素用于保胎的功底到底哪家强。雌孕激素就是为了保胎而生的。但是假如说肝素也是为了保胎而生的不免贻笑大方。当女性怀孕后母体产生雌孕激素作用于子宫内膜维持妊娠的进展,而在女性怀孕后并没有增加肝素的产生。这就是证明孕激素临床效果优于肝素的最佳证据,只是肝素对于人们来说更新鲜,更神秘,而肝素给了人们更多的心理预期与许诺。女性怀孕后出现两大生理性改变,雌孕激素水平升高和血液系统的高凝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高凝状态是造成胎停的原因从逻辑上讲似乎我们也应该认为雌孕激素升高也可能是一个导致胚胎停育的原因。血液高凝状态的生理性意义可能为了规避因为妊娠后女性内膜血管大量增生造成的妊娠期易出血风险。而关于孕期使用低剂量阿司匹林保胎的妊娠结果这篇学术级文章也证实了孕期使用抗凝剂增加孕期出血的风险,但是不增加流产的风险和妊娠成功率。你狂任你狂清风拂山冈,你横任你横明月照大江。任你各种药物和理论讲的再生动,孕激素始终巍然不动的屹立在那里。输的只有那些不识孕激素的人们。笑傲江湖讲的主线故事就是,岳不群因为自己的华山剑法太拘泥于套路而练的不得当,为了提升武功费尽心思去偷学“更高深”的剑法。虽然偷到辟邪剑谱,却毁了自己,最终还是输给了剑宗手上的华山剑法。令狐冲最后也明白了,虽然石壁上刻有破解华山剑法的招式,并不能因此说明华山剑法不够精尽,招式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只是看谁发挥的更淋漓尽致。人赋予了招式生命之后不会在哪里等着你破解。之前我们阐述过一切皆是筛查和群体精准的精准医学基本思路,所以我们不谈那些乱花渐欲的指标,我们谈群体。黄体酮和肝素的较量其实是人类两大学派,黄体功能和血栓两种假说的较量。而背景是人类生育年龄的后移,卵泡即是黄体,随着生育年龄的后移卵泡发育不良的概率增加,因此黄体功能不足的概率也在增加,而血栓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增加往往在绝经后十年。只是对黄体功能不足的判定我们拘泥于一个不可靠的检测雌孕激素水平,而妄自给予主观评估。世人甚至还没有意识到黄体功能其实是一个功能包含两个方面——作用方与被作用方——黄体激素和子宫内膜。世人以黄体激素水平默认为黄体功能。其实西医描述的黄体功能就是中医所讲的宫寒。不孕不育和流产的原因就那么几种,怎么可能中医认识不到,只是称谓不同罢了,这就是异曲同工的诠释,如果有点慧根你应该能因此明白中庸中致曲,曲字的含义。西医关注到了黄体功能的作用方而中医关注到了黄体功能的被作用方,不得不说中医赢了。其实孕激素一派也分为剑宗和气宗,剑宗关注雌激素的水平,雌孕激素低就以一招横扫千军,任你百般来我只一招回。程咬金简单的三板斧却所向披靡。而气宗拘泥于孕激素检测的套路,补充孕激素的剂量上精打细算,生怕多了又生怕少了,眼睁睁的看的黄体产生雌孕激素,孕激素低就补充,雌激素低就不补充,因为教科书上和大医院的老师们没有教过雌激素缺乏可以导致胚胎停育,没有教过补充雌激素可以预防流产。还是因为它不叫孕激素叫雌激素,毛主席教导我们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思想,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把雌孕激素分别命名为孕2激素和孕1激素是否就会引起更多的人关注。补充孕2激素的药物药厂说明书提示不建议孕期使用,补充孕1激素的药物则可以用于保胎。如果因为孕2激素历史上使用发生过可能致畸的事件,那么补充孕1激素的药物历史上也发生过致畸问题为什么现在还在沿用。如果说现在补充孕1激素的药物和当初致畸的孕激素制剂并不是同一种类型,那么现在补充孕2激素的补佳乐也并不是当时考虑导致可能致畸的雌激素制剂。补充孕2激素的药厂说明书的确不推荐孕期使用,而补充孕1激素的药厂说明书给予的用药剂量也并不是现在临床上使用的剂量,临床上也在超说明书剂量使用。是否我们对孕2激素的认识有些不公呢?其实金庸先生笔下的侠客行讲的就是解放思想的高境界,解放文字对思想的束缚,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毛主席的伟大远非打了几场胜仗那么简单,堪称一代圣贤,解放思想可以和博学,明辨,慎思,笃行的千年古训相媲美。每每解放自己的思想都会有更深入的认识而豁然开朗,只有领会了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精髓,才能够发现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真正病理机制。什么促黄体生成素和促卵泡生成素,应该叫做促雌激素生成素1和促雌激素生成素2。只是人类在排卵期发现LH的升高就命名其为促黄体生成素而忽视了其卵泡生长的作用。欲练神功,必先自攻,正是中华文明中的不破不立。我曾听一位学者讲学,血栓派的论点就是不论是何种原因导致的胚胎停育最终导致胚胎死亡的原因都是因为微血栓形成。但是诊断胚胎停育都是在胚胎停育之后,胚胎停育后血栓的形成才更有利于阻断母体和胚胎之间的血供,以瓜熟蒂落发生自然流产。因为所有人死后都发生血栓你能说所有的死因都是因为血栓形成吗?难道所有人临终前使用肝素可以延长生存期?循证也并不是完全可靠的辨别真伪的方法,用精准的视角避免不必要的循证以避免被循证所误导是完全有必要的。甚至我们连维生素E 都被小规模数据的循证研究证明了其具有保胎价值。似乎现在去证明些什么过于的容易,而谁都有资格去随意证明一切。而现实中又因为利害关系进行了选择性播放与选择性倾听。肝素保胎已经构成了超说明书用药。而用个雌激素保胎却屡遭质疑,说说明书不推荐孕期使用。有的时候是世道病了。从世人不知道什么能保胎到发明维生素E保胎,到现在有人向我问起我都不好意思承认不知道维生素E能保胎。如今世人都知道维生素E能保胎却有几人知道维生素E不能保胎。是不是该再来一次焚书坑儒了?其实我不是想说黄体酮和肝素,我想说的是循证和经验。其实我想说的也不是循证和经验,而是我们平时一直在使用,却没有人将其提炼升华的一个医学中的最基本理论——医疗行为的有效性离不开局部作用的有效性原理,有效性又与局部作用强度息息相关。所谓医疗行为的有效性离不开对患病局部的足够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概念,但是却是一个慢慢被我们忽略的概念。利用这个思想的延伸可以以此来探索治愈的方法,并指导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浅显的说就是假如你胳膊疼就是揉胳膊给你揉腿是不管用的。以此将医学演进过程中的众多理论去伪存真,避免碰到一些好色之徒来迷惑人,本来人家姑娘是胳膊疼,一看人家姑娘穿着黑丝袜,就掀起短裙顺便把大腿也揉了,美其名曰经络疏通玷污了国粹,不仅让人摸了不说花费也比单纯揉胳膊提高了。要是我也会因此而服务态度倍儿好。如果要治疗特性的器官的疾病,治疗方式需要对特定器官有一定的作用强度,引起特定器官功能的改变。例如近视带个眼睛;手术局部切除;胃肠痛和胃肠道的痉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用解痉的药物,消化不良和胃动力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治疗可靠的药物在于能改善胃肠动力的药物,但是我们的中医先贤似乎更聪明,他们懂得用手揉一揉的道理,其实这一动作比药物更加直接的作用于胃肠道为其提供辅助的动力自然也是有效的;而药物致畸没有必要担心所有的药物都对胎儿的智力产生影响,只有对精神系统有一定作用的药物才需要有类似的担心,例如抗抑郁药和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牙疼往往和食物残渣残留在牙缝内造成的局部感染有关系,所以漱口是有效的办法;智齿不能长出往往是因为上下牙不能咬合导致牙齿埋藏在牙龈中不能长出,而我们平时吃食物时也不会用智齿去咀嚼,如果智齿造成牙疼而此时医生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切开拔掉,这就是我不愿意去医院看病的原因,牙疼两天让我十分痛苦,即使去了医院他们也会对我说你现在有感染不能拔牙,等好了再说吧。之前我拔过一颗智齿导致我前边的牙齿间隙松动开始吃东西呲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好朋友口腔科的医生让我把呲牙的牙齿也拔掉这样就没有牙缝了就不呲牙了,多么合理的治疗方案。为了验证治疗有效性的局部作用原理,治疗的思路就在于寻找引起局部作用的方法,当然拔牙也是会引起局部的作用,我拿手按了按智齿周围的牙龈,按了不到一分钟半个小时之后就不疼了,其实原理就是让智齿顶牙龈,把残渣顶出来,有机会你也可以试试。中医的经络和神经系统有覆盖却又不是十分的吻合,因为经络不像神经一样做为物质存在,而其指导的治疗方式却有有效性,因此西医对经络也是半信半疑,经络不是神经,但是却是可以通过局部施以针灸或者手法可以对局部神经系统能起到相应作用的部位,作用机制和西医中现在使用的神经类药物相似,如果使用得当不仅能引起局部的神经调节而且没有全身副作用,局部作用的强度相对于全身用药而言应该更有效。也就是说中医比西医更早的掌握了调节局部神经系统的治疗方案。只是中医的手法不利于复制,而西医的药物更容易推广。中国的武术虽然厉害但是还是输给了西方可以人手一把的火枪。其实我写这些就是想告诉你保胎也离不开局部作用的有效性,而局部作用最强的药物当属雌孕激素。之前我在补肾原委中提到过这样的观点,如果我找到伟哥治疗阳痿自然也就学会了号脉,我雌孕激素保胎用的得法自然也可以自通号脉,如果我将号脉结合雌孕激素使用,如果我的成功率高于其他医生外行会以为我号脉号的好其实只是雌孕激素使用的得法而一些医生不使用雌激素而已。号脉通过一种不可靠的评估方法建立了医患关系中的彼此信任,而治疗的有效性却依赖于医者的用药经验,其实针对某一类型的疾病无非也就是那么几种情况,有经验的医者又何必需要借用号脉,而号脉却又是必不可少的沟通过程。就算真的能号出来玄机也有治不好的病,病能治好否不在于号脉的功底。今天的实验室指标就好比中医的号脉,只是被披上了科学的外衣,检验的确能帮我们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信息但是也有检验不可靠的一面,而今过渡的依赖检验系统做为用药的依据反而束缚了经验的手脚。我不敢否定老祖宗留下的脉学,只是今天否定老祖宗的人不是我,今天人们眼中的号脉已不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思想精髓。扁鹊,原名秦越人,战国时代的名医,脉学的创始人。以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用于了解病情。治疗手段为砭刺,针灸,按摩,烫液,热敷。切脉只是了解病情的手段之一,扁鹊号脉并不是只号手的,而是三部九侯诊法,须按切全身包括头颈部,上肢,下肢及躯体的脉。我想主要是用于诊断循环系统疾病,例如高血压和危重病人的休克状态。如要了解肢体血栓性疾病是要触摸肢体部的动脉搏动情况的。而治疗手段除烫液之外的砭刺,针灸,按摩,热敷都是最直接引起局部作用的治疗方法,外力不及时给予汤药,而不像今人如此迷恋汤药。吃了忘不了学习就是好,似乎什么都可以通过吃来解决。大夫我精子不好你说我吃点什么?其实还不如增加性交频率。我不相信号脉能够号出宫寒,即使能号出宫寒也不应该是号手而应该是号大腿根。如果你能通过经验治疗的成功率意识到流产最常见的原因是胚胎染色体异常和黄体功能不足,又能意识到黄体功能不足即是宫寒,而更深层次的认识即使胚胎染色体异常也时常合并宫寒,而治愈成功率的根本在于抓住最常见的病因——胚胎染色体异常和黄体功能不足,而非仅仅是胚胎染色体异常,那么来一个病人我就认定是宫寒去施治肯定是能够治愈大多数人的,我又岂用号脉。而西医看到胚胎染色体异常就因此而否定黄体功能不足的存在,那么那些本来因为黄体功能不足胎停却赶上胚胎染色体异常的人就成了循证的牺牲品。其实中医思想才抓住了精准医学的群体精准,自然前文说到西医的黄体功能不足和中医的宫寒论是中医赢了。赢在了没有检验上。而孕激素保胎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副作用,只是担心对群体过多的不必要补充而已。为了预防少数的神经管缺陷我们推荐全民吃叶酸,为了预防少数唐氏儿的出生我们建议年龄大于35岁的孕妇孕期都做羊水穿刺,唐氏筛查高风险98%的假阳性率,98个人陪着2个人做羊水穿刺,早孕期筛查孕酮低就补充孕激素又有哪个不过度呢?在人类生育年龄后移黄体功能不足发生率增加的大背景下,过多的不必要的使用一些孕激素总比胎停后越刮内膜越损伤,造成反复流产以后再使用肝素过渡医疗的嫌疑要小吧。中医的思想和西医的药物视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思路,而非西医的检验和中医的药物,利润最大的结合方式。中西医结合首先需要将中医的术语和西医的术语通过各自描述的临床表现相翻译互通,才可能将中西医融汇在一起。精准医疗要精准到治疗方式能引起局部的足够的作用,离不开药物对局部精准作用的精准属性,盲目的普遍循证,以及多过的牵强联系只会让医学变得不精准,反而给了一些心术不正之人趁机按摩全身的机会。阿司匹林,肝素,强的松,维生素E试问谁能有雌孕激素的局部作用更强。维生素E怎么能够引起子宫局部的作用?说雌激素有致畸风险,阿司匹林,强的松哪个没有致畸风险。只是这些我不愿意说而已,因为我不想那些孕期使用的人担心。补充个叶酸有人说可以导致胎停就有人信了,叶酸导致胎停可缺少学术证据。那被用来保胎的阿司匹林和流产是否相关呢?平日里我都念松箍咒,今天我也念一个紧箍咒。以下图片转自人民卫生出版社《妊娠期和哺乳期用药》87页和1034页,由上海一妇婴段涛教授主译。一方面是很多人用药后担心孩子是否能继续妊娠,另一方面又是怀孕后肆无忌惮的保胎药。强的松致畸风险很小,但是可能和唇腭裂相关,文中也描述患者应该具有知情权。黄体酮是保胎的鼻祖,因为黄体酮保太失败让世人转而走向免疫和血栓,其中也不乏孕激素使用不得当者。而今天人们忘了黄体酮而直接奔向免疫和血栓可谓之舍本逐末,退而求其次,直接导致了群体的不精准。看到患者留言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医生在用肝素的问题,其实也有很多的医生在反对,只是声音被淹没,例如有协和医院医生在开会的时候反对过肝素保胎,说拿不出直接的证据证明有效,又能如何,我也没有办法证实她痛批过肝素。我问儿科,骨科,神经外科的医生,你可以问其他专业的医生,不懂的医生,肝素能不能保胎,这些非妇产科的医生也是学过妇产科书的。但是他们会从逻辑上做出第一反应。前几天,肝素厂家从北京邀请了使用肝素非常有经验的大夫来石家庄讲课,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学术交流,经验推广?在我看来就是肝素的形象代言人,厂家背后支持的商品推广。肝素怎么不请地屈孕酮来讲课。当然你们也可以认为是为了提升河北医疗进步的会议。商业和医学就是这样混淆着,让人难以区分。除非你能从商业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医疗的问题。我无法除外可能存在极少数患者需要使用肝素的情况,但是目前我没有一例患者使用过肝素保胎。而我敢勇于坚持不用肝素保胎的原因在于河北流行肝素比较晚,而我在一个历史时期之内,虽然也有保胎失败,但是只要坚持就诊的,最终都取得了好的结局。而教科书中也有指出血栓性疾病和大孕周的死胎关系比较大并非早孕期妊娠丢失。肝素保胎不是能不能用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用,有没有必要用这么多的问题。从最早的三天一次,一天一次,到现在的一天三次。今天的肝素就像昔日的阿司匹林,忆往昔阿司匹林使用的何等如火如荼,14年国外一篇最大规模针对阿司匹林保胎研究没有证实阿司匹林有效,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孕期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保胎的妊娠结果》,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给了我出血不一定是先兆流产认识的勇气,而这一认识即使是现在也是和妇产科教材相违背的,当时我也并没有想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先兆流产。而阿司匹林我们过去一直在用,而今天也一直在用。致畸风险的研究证实阿司匹林类药物干扰着床,生殖医学的研究证实阿司匹林促进着床。询证似乎也受主观认识的左右,其实源自于统计群体的差异。说了这么多,各位只有用心去体会,以实践辨别孰是孰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我只想给人们一条老路。即使今日我的反对依然是不可能左右大局的,那就让肝素用的更猛烈一些吧,物极必反。愿我星星之火它日燎原。
张宁 2018-11-26阅读量5.5万
病请描述: 怀孕准备 : 孕前3个月开始服用叶酸预防胎儿畸形 怀孕第1个月 主打营养素:叶酸 作用:防止胎儿神经器官缺陷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妇产科刘香环 补充叶酸可以防止贫血、早产,防止胎儿畸形,这对妊娠早期尤为重要,因为早期正是胎儿神经器官发育的关键。孕妈妈要常吃富含叶酸的食物,如面包、面条、白米和面粉等谷类食物,以及牛肝、菠菜,龙须菜、芦笋、豆类及苹果、柑橘、橙子等。除了食补以外,可以口服叶酸片来保证每日所需的叶酸。 怀孕第2个月 主打营养素:维生素C、维生素B6 作用:缓解牙龈出血、抑制妊娠呕吐 怀孕的第2个月,有些准妈妈会发现自己在刷牙时牙龈会出血,适量补充维生素C能缓解牙龈出血的现象。同时,可以帮助提高机体抵抗力,预防牙齿疾病。生活中的维生素C来源于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如,青椒、菜花、白菜、蕃茄、黄瓜、菠菜、柠檬、草莓、苹果、奇异果等。 注意:烹煮以上食物时间不宜过长,以免维生素C大量流失。 对于那些受孕吐困扰的准妈妈来说,维生素B6便是妊娠呕吐的克星。维生素VB6在麦芽糖中含量最高,每天吃1-2勺麦芽糖不仅可以抑制妊娠呕吐,而且能使孕妇精力充沛。富含维生素B6的食品还有香蕉,马铃薯,黄豆,胡萝卜,核桃,花生,菠菜等植物性食品。动物性食品中以瘦肉,鸡肉,鸡蛋,鱼等含量较多。 怀孕第3个月 主打营养素:镁、维生素A 作用:促进胎宝宝生长发育 镁不仅对胎儿肌肉的健康至关重要,而且也有助于骨骼的正常发育。近期研究表明,怀孕头三个月摄取的镁的数量关系到新生儿身高、体重和头围大小。在色拉油、绿叶蔬菜、坚果、大豆、南瓜、甜瓜、葵花籽和全麦食品中都很容易找到镁。另外,镁对准妈妈的子宫肌肉恢复也很有好处。 胎儿发育的整个过程都需要维生素A,它尤其能保证胎儿皮肤、胃肠道和肺部的健康。怀孕的头三个月,胎儿自己还不能储存维生素A,因此孕妈妈一定要供应充足。甘薯、南瓜、菠菜、芒果都含有大量的VA。 怀孕第4个月 主打营养素:锌 作用:防止胎宝宝发育不良 这个月准妈妈需要增加锌的摄入量。准妈妈如果缺锌,会影响胎宝宝在宫内的生长,会使胎儿的脑、心脏、等重要器官发育不良。缺锌会造成孕妈咪味觉、嗅觉异常,食欲减退,消化和吸收功能不良,免疫力降低,这样势必造成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富含锌的食物有生蚝、牡蛎、肝脏、口蘑、芝麻、赤贝等,尤其在生蚝中含量尤其丰富。 提示:补锌也要适量,每天膳食中锌的补充量不宜超过45毫克。 怀孕第5个月 主打营养素:维生素D、钙 作用:促进胎宝宝骨骼和牙齿的发育 孕妈咪怀孕的第5个月后,胎宝宝的骨骼和牙齿生长得特别快,是迅速钙化时期,对钙质的需求简直是剧增。因此从本月起,牛奶、孕妇奶粉或酸奶是准妈妈每天必不可少的补钙饮品。此外,还应该多吃以下这些容易摄取到钙的食物,如,干乳酪、豆腐、鸡蛋或鸭蛋、虾、鱼类、排骨、海带等。另外,准妈妈应每天服用钙剂。需要注意的是,钙的补充要贯穿于整个孕期始终。 当然,单纯补钙是不够的,维生素D可以促进钙的有效吸收,孕妈妈要多吃鱼类、鸡蛋,另外晒太阳也能制造VD,孕妈妈可以适当晒晒太阳。 怀孕第6个月 主打营养素:铁 作用:防止缺铁性贫血 此时的准妈妈和胎宝宝的营养需要量都在猛增。许多准妈妈开始出现贫血症状。铁是组成红细胞的重要元素之一,所以,本月尤其要注意铁元素的摄入。 为避免发生缺铁性贫血,准妈妈应该注意膳食的调配,有意识地吃一些含铁质丰富的蔬菜、动物肝脏、瘦肉、鸡蛋等。还可以从这个月开始每天口服铁剂。 怀孕第7个月 主打营养素:“脑黄金” 作用:保证婴儿大脑和视网膜的正常发育 DHA、EPA和脑磷脂、卵磷脂等物质合在一起,被称为“脑黄金”。“脑黄金”对于怀孕个月的准妈妈来说,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首先,“脑黄金”能预防早产,防止胎儿发育迟缓,增加婴儿出生时的体重。其次,此时的胎宝宝,神经系统逐渐完善,全身组织尤其是大脑细胞发育速度比孕早期明显加快。而足够“脑黄金”的摄入,能保证婴儿大脑和视网膜的正常发育。 为补充足量的“脑黄金”,孕妈咪可以交替地吃些富含DHA类的物质,如富含天然亚油酸、亚麻酸的核桃、松子、葵花子、杏仁、榛子、花生等坚果类食品,此外还包括海鱼、鱼油等。这些食物富含胎宝宝大脑细胞发育所需要的必需脂肪酸,有健脑益智的作用。 怀孕第8个月 主打营养素:碳水化合物 作用:维持身体热量需求 第8个孕月,胎儿开始在肝脏和皮下储存糖原及脂肪。此时如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将造成蛋白质缺乏或酮症酸中毒,所以孕8月应保证热量的供给,增加主粮的摄入,如大米、面粉等。一般来说,准妈妈每天平均需要进食400g左右的谷类食品,这对保证热量供给、节省蛋白质有着重要意义。另外在米、面主食之外,要增加一些粗粮,比如小米、玉米、燕麦片等。 怀孕第9个月 主打营养素:膳食纤维 作用:防止便秘,促进肠道蠕动 孕后期,逐渐增大的胎宝宝给准妈妈带来负担,准妈妈很容易发生便秘。由于便秘,又可发生内外痔。为了缓解便秘带来的痛苦,孕妈咪应该注意摄取足够量的膳食纤维,以促进肠道蠕动。全麦面包、芹菜、胡萝卜、白薯、土豆、豆芽、菜花等各种新鲜蔬菜水果中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孕妈咪还应该适当进行户外运动,并养成每日定时排便的习惯。 怀孕第10个月 主打营养素:硫胺素(维生素B1) 作用:避免产程延长,分娩困难 最后一个月里,必须补充各类维生素和足够的铁、钙、充足的水溶性维生素,尤其以硫胺素最为重要。如果硫胺素不足,易引起准妈妈呕吐、倦怠、体乏,还可影响分娩时子宫收缩,使产程延长,分娩困难。硫胺素在海鱼中的含量比较高。
刘香环 2018-07-14阅读量8764
病请描述: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儿童患龋率为66%,治疗率<3%,刷牙率为19%。每个孩子,都是父母手中的宝,然而为什么孩子龋齿问题治疗率这么低?或许很多家长认为乳牙反正都要换掉,坏了就坏了呗;还有些家长认为现在孩子还小,不配合治疗,等孩子大一点再说。微医君想说:这些错误的想法,可能给孩子带来终身的遗憾。 宝宝为什么易形成龋齿?龋齿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牙菌斑(细菌聚集在一起)。牙菌斑是牙齿表面的一层几乎无色的薄膜,含有造成龋齿的细菌。每次进食后,牙菌斑中的这些细菌会和食物中的糖份或淀粉发生化学作用,产生腐蚀牙齿的酸性物质。时间长了,牙齿的釉质便会破坏,形成比较脆弱的小蛀斑,若继续恶化则会形成牙洞,即蛀牙。龋齿如果不治疗,可能会带来7大危害乳牙从长出来到脱落,大概要在口腔内存留 6~10 年,而这一阶段正是儿童生长发育最重要的时期。龋坏的乳牙不积极治疗,对儿童的全身和局部健康都有影响,主要变现为一下7点:1)营养不足:龋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影响孩子吃东西,乳牙龋坏容易影响孩子的咀嚼功能发育,因为龋齿会引起疼痛,孩子就只能只吃软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不良,还可能让孩子养成挑食的习惯。2)牙齿不齐:如果不好好管理龋坏形成的残根或拔出后的空缺,别的牙齿前移,会破坏整口牙的完整性,甚至导致错颌畸形;3)面型变化:由于龋坏侧疼痛不敢咀嚼,长期使用健侧,会造成面型的改变;4)影响发音:牙齿也是构音器官的一份子,某些牙齿大面积龋坏或缺失,会影响孩子某些发音的准确性,也就是常见的孩子讲话漏风。5)导致恒牙发育异常或萌出异常:乳牙大范围的根尖周病变,往往会侵及恒牙胚,导致恒牙出现发育异常或者萌出异常。6)引发全身疾病:乳牙龋病若发展成为根尖周病,还有可能诱发关节炎、肾炎、心内膜炎等全身性疾病。7)造成心理障碍:婴幼儿期是儿童学习语言的时期,完整的乳牙有助于孩子掌握正确的发音.乳牙龋坏和早失会使孩子发音不清.乳前牙区严重的龋蚀,使有些孩子羞于开口,对孩子的心理发育很不利。 那么,儿童龋齿要怎么办?一旦发现龋齿,不要再等换牙了,赶紧带去看牙齿,早发现并治疗。临床上治疗牙齿龋洞的方法叫龋洞充填术,又称补牙。龋洞治疗的目的就是终止龋坏的发展,复原牙齿的外形,恢复牙齿的功能,保护牙髓组织。治疗龋洞的原则是:彻底干净地清除龋坏组织,尽一切可能多地保存牙体硬组织。根据龋坏的不同情况分别采用龋坏组织磨除法、药物治疗法、再矿化法、充填法和修复法等。临床上常用充填法修补龋洞缺损。1、龋坏组织磨除法适用于龋坏面积比较广泛,例如,整个咬合面龋坏以及牙釉质或牙本质层剥落,难于制成补牙洞形的牙齿。磨除尖锐的牙尖、牙边缘和表层龋坏组织,达到组止牙齿继续龋坏的目的。2、药物疗法涂药治疗龋齿主要适用于龋损面广泛的浅龋,抑制龋齿发展,但不能恢复牙体外形,小儿常用药物是2%氟化钠溶液,5%的氟化亚锡,4%氟磷酸盐溶液或凝胶等,牙面隔湿后涂4分钟左右,30分钟内不宜漱口与饮食,每半年涂一次。3、龋坏组织再矿化法此外的矿化指的是通过人工配制钙、磷、氟化物的矿化液作用于牙齿,使牙齿病变区组织发生矿物化。这种过程称为再矿化。龋坏组织再矿化方法仅适用初期龋。具体方法是使用人工配制的矿化液含漱。临床上,使用该方法治疗初期龋,可缩小白垩色,并停止发展。再矿化疗法简单,效果好,没有任何痛苦而且安全。4、龋坏组织充填法充填是治疗龋齿的主要方法,即将龋坏组织去除净,制备洞形,清洗、消毒以后,用牙科材料充填,恢复牙体外形,防止龋坏继续继续发展。浅龋充填效果最好,中龋次之,深龋尽量去除深部的龋坏组织后进行护髓、垫底、充填;如果深龋去龋坏组织时,已露出牙髓,并刺激痛症状明显,就需要先做牙髓治疗,然后再充填;如果去腐露髓而露髓孔小,刺激痛症状剧烈,可做直接盖髓后垫底、充填。微医君提醒:父母应该重视孩子的口腔问题,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和口腔卫生习惯,每3~6个月带孩子到专科医院去定期检查,进行必要的预防,及早的龋病治疗,不但孩子免受痛苦,也避免了日后更多的经济支出。 *本文为微医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图片来源:123RF正版图库
健康资讯 2018-04-12阅读量2.4万
病请描述: 在正常情况下有20颗乳牙、32颗恒牙(也有28颗者),超出这些数目的牙齿称为多生牙,又叫额外牙。在儿童及青少年时期较为多见。下面我就来说说有关多生牙的那些事!1.多生牙的形成原因是牙齿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发育畸形,确切原因尚不清楚。2.多生牙的形态多生牙的形态变化较大,以圆锥体形多见,其次为结节状,或其它形状,也有的与同名牙外形相类似;在大小方面从米粒大小到正常牙齿大小都可发生。3.多生牙的位置多生牙大多数发生在上颌前牙区,也可见于下颌牙区。在上下颌骨的其它位置也可发生。4.多生牙的危害多生牙的主要危害在于影响恒牙发育和牙齿排列。造成牙齿间隙、拥挤、恒牙阻生、迟萌、早萌等。也可造成颌骨囊肿、牙根吸收等病变。5.多生牙的治疗多生牙一般应尽早发现、尽早拔除。已萌出者较易发现也较易拔除。未萌出的多生牙,需通过拍片才能发现。有时还需要CT检查。6.对于多生牙我们该做些啥早发现、早治疗。一般已经萌出的多生牙不难诊断,而未萌出埋伏于颌骨内的多生牙一般需采用X线片检查才能发现。多生牙的存在有时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有助于诊断。例如前牙区较大间隙(参下图)、恒牙迟迟未萌(参下图)、形态异常的牙齿(参下图)等等。定期对孩子进行口腔检查,尽早发现并及时拔除多生牙以减少其危害的发生。前牙间隙过大提示可能有多生牙X线检查确诊前牙区有2颗多生牙多生牙导致中切牙阻生左上中切牙阻生、乳牙滞留X线片确诊前牙区有多颗多生牙前牙区锥形多生牙前牙区锥形多生牙多生牙致中切牙过早萌出X线片确诊多生牙致中切牙过早萌出看了这些多生牙"惹祸"的病例,您不用害怕!他们只是多生牙没能及时治疗的典型病例!大部分多生牙在造成危害之前是有"先兆"的,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如果您是年轻的父母,请关注您的孩子是否有这些多生牙存在的"蛛丝马迹";如果您是年长的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也请留意您的孙辈们是否有这些情况!
张耀国 2017-02-17阅读量2.4万
病请描述: 人在正常情况下有20颗乳牙、32颗恒牙(也有28颗者),超出这些数目的牙齿称为多生牙,又叫额外牙。在儿童及青少年时期较为多见。下面我就来说说有关多生牙的那些事! 1. 多生牙的形成原因 是牙齿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发育畸形,确切原因尚不清楚。 2. 多生牙的形态 多生牙的形态变化较大,以圆锥体形多见,其次为结节状,或其它形状,也有的与同名牙外形相类似;在大小方面从米粒大小到正常牙齿大小都可发生。 3.多生牙的位置 多生牙大多数发生在上颌前牙区,也可见于下颌牙区。在上下颌骨的其它位置也可发生。 4. 多生牙的危害 多生牙的主要危害在于影响恒牙发育和牙齿排列。造成牙齿间隙、拥挤、恒牙阻生、迟萌、早萌等。也可造成颌骨囊肿、牙根吸收等病变。 5.多生牙的治疗 多生牙一般应尽早发现、尽早拔除。已萌出者较易发现也较易拔除。未萌出的多生牙,需通过拍片才能发现。有时还需要CT检查。 6.对于多生牙我们该做些啥 早发现、早治疗。 一般已经萌出的多生牙不难诊断,而未萌出埋伏于颌骨内的多生牙一般需采用X线片检查才能发现。 多生牙的存在有时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有助于诊断。 例如前牙区较大间隙(参下图)、恒牙迟迟未萌(参下图)、形态异常的牙齿(参下图)等等。 定期对孩子进行口腔检查,尽早发现并及时拔除多生牙以减少其危害的发生。 前牙间隙过大提示可能有多生牙 X线检查确诊前牙区有2颗多生牙 多生牙导致中切牙阻生 左上中切牙阻生、乳牙滞留 X线片确诊前牙区有多颗多生牙 前牙区锥形多生牙 前牙区锥形多生牙 多生牙致中切牙过早萌出 X线片确诊多生牙致中切牙过早萌出 看了这些多生牙"惹祸"的病例,您不用害怕!他们只是多生牙没能及时治疗的典型病例!大部分多生牙在造成危害之前是有"先兆"的,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 如果您是年轻的父母,请关注您的孩子是否有这些多生牙存在的"蛛丝马迹"; 如果您是年长的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也请留意您的孙辈们是否有这些情况! 欢迎扫码加入张耀国主任患者群,请备注“张耀国”
张耀国 2017-01-16阅读量1.7万
病请描述: 注:本指南由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制定。 来源: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2011年3月第4卷第1期 一、概述 (一)定义和分类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微结构损坏,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世界卫生组织WHO)。200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出骨质疏松症是以骨强度下降、骨折风险性增加为特征的骨骼系统疾病,骨强度反映骨骼的两个主要方面,即骨矿密度和骨质量。 骨质疏松症可发生于不同性别和年龄,但多见于绝经后妇女和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症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2大类。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又分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I型)、老年骨质疏松症(Ⅱ型)和特发性骨质疏松(包括青少年型)3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一般发生在妇女绝经后5~10年内;老年骨质疏松症一般指老年人70岁后发生的骨质疏松;继发性骨质疏松症指由任何影响骨代谢的疾病和(或)药物导致的骨质疏松;而特发性骨质疏松主要发生在青少年,病因尚不明。本指南仅涉及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二)流行病学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退化性疾病,随年龄增长,患病风险增加。随着人类寿命延长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骨质疏松症已成为人类的重要健康问题。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估计有1.73亿,是世界上老年人口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2003年至2006年一次全国性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岁以上人群以椎体和股骨颈骨密度值为基础的骨质疏松症总患病率女性为20.7%,男性为14.4%。60岁以上人群中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明显增高,女性尤为突出。按调查估算全国2006年在50岁以上人群中约有6944万人患有骨质疏松症,约2亿1千万人存在低骨量。北京等地区基于影象学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岁以上妇女脊椎骨折的患病率为15%,相当于每7名50岁以上妇女中就有一位发生过脊椎骨折。近年来,我国髋部骨折的发生率也有明显上升趋势,北京市髋部骨折发生率研究表明,用同样的美国人口作标化后1990~1992年间,北京市50岁以上的髋部骨折率在男性为83/10万,女性为80/10万;而在2002~2006年间,此发生率分别增长为男性129/10万和女性229/10万。10年间,北京市50岁以上的髋部骨折率在男性和女性分别增加了42%和110%。预计未来几十年中国人髋部骨折率还会明显增长。女性一生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性(40%)高于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总和,男性一生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性(13%)高于前列腺癌。 骨质疏松的严重后果是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脆性骨折),即在受到轻微创伤或日常活动中即可发生的骨折。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常见部位是脊椎、髋部和前臂远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害很大,导致病残率和死亡率的增加。如发生髋部骨折后1年之内,死于各种合并症者达20%,而存活者中约50%致残,生活不能自理,生命质量明显下降。而且,骨质疏松症及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治疗和护理,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费用高昂,造成沉重的家庭、社会和经济负担。 值得强调的是骨质疏松性骨折是可防、可治的。尽早预防可以避免骨质疏松及其骨折。即使发生过骨折,只要采用适当合理的治疗仍可有效降低再次骨折的风险。因此普及骨质疏松知识,做到早期诊断、及时预测骨折风险并采用规范的防治措施是十分重要的。 二、临床表现 疼痛、脊柱变形和发生脆性骨折是骨质疏松症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但许多骨质疏松症患者早期常无明显的症状,往往在骨折发生后经X线或骨密度检查时才发现已有骨质疏松。 (一)疼痛 患者可有腰背疼痛或周身骨骼疼痛,负荷增加时疼痛加重或活动受限,严重时翻身、起坐及行走有困难。 (二)脊柱变形 骨质疏松严重者可有身高缩短和驼背,脊柱畸形和伸展受限。胸椎压缩性骨折会导致胸廓畸形,影响心肺功能;腰椎骨折可能会改变腹部解剖结构,导致便秘,腹痛,腹胀,食欲减低和过早饱胀感等。 (三)骨折 脆性骨折是指低能量或者非暴力骨折,如从站高或者小于站高跌倒或因其他日常活动而发生的骨折为脆性骨折。发生脆性骨折的常见部位为胸、腰椎,髋部,桡、尺骨远端和肱骨近端。其他部位亦可发生骨折。发生过一次脆性骨折后,再次发生骨折的风险明显增加。 三、骨质疏松危险因素及风险评估 (一)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 1. 固有因素 人种(白种人和黄种人患骨质疏松症的危险高于黑人)、老龄、女性绝经、母系家族史。 2. 非固有因素 低体重、性腺功能低下、吸烟、过度饮酒、饮过多咖啡、体力活动缺乏、制动、饮食中营养失衡、蛋白质摄入过多或不足、高钠饮食、钙和/或维生素D缺乏(光照少或摄人少)、有影响骨代谢的疾病和应用影响骨代谢药物(参考附件二)。 (二)骨质疏松的风险评估 骨质疏松症是多因素疾病,而且每个人的易感性不同,因此对个体进行骨质疏松风险评估能为尽早采取合适的防治措施提供帮助。临床上评估骨质疏松风险的方法较多,这里推荐2种敏感性较高又操作方便的简易评估方法作为初筛工具: 1. 国际骨质疏松症基金会(IOF)骨质疏松症风险一分钟测试题 (1)您是否曾经因为轻微的碰撞或者跌倒就会伤到自己的骨骼? (2)您的父母有没有过轻微碰撞或跌倒就发生髋部骨折的情况? (3)您经常连续3个月以上服用“可的松、强的松”等激素类药品吗? (4)您身高是否比年轻时降低了(超过3cm)? (5)您经常大量饮酒吗? (6)您每天吸烟超过20支吗? (7)您经常患腹泻吗?(由于消化道疾病或者肠炎而引起) (8)女士回答:您是否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 (9)女士回答:您是否曾经有过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除了怀孕期间)? (10)男士回答:您是否患有阳萎或者缺乏性欲这些症状? 只要其中有一题回答结果为“是”,即为阳性。 2. 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r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 OSTA) 此工具基于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绝经后妇女的研究,收集多项骨质疏松危险因素并进行骨密度测定,从中筛选出11个与骨密度具有显著相关的风险因素,再经多变量回归模型分析,得出能最好体现敏感度和特异度的2项简易筛查指标,即年龄和体重。OSTA指数计算方法是: (体重-年龄)×0.2,结果评定如下: 也可以通过以下图表根据年龄和体重进行快速评估。 (三)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预测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骨折风险预测简易工具(FRAX®)可用于计算10年发生髋部骨折及任何重要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概率。目前骨折风险预测简易工具FRAX®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获得: http://www.shef.ac.uk/FRAX/ 1. FRAX的应用方法 该工具的计算参数包括股骨颈骨密度和临床危险因素。在没有股骨颈骨密度时可以由全髋部骨密度取代,然而,在这种计算方法中,不建议使用非髋部部位的骨密度。在没有骨密度测定条件时,FRAX®也提供了仅用体重指数(BMI)和临床危险因素进行评估的计算方法。 在 FRAX®中明确的骨折常见危险因素是: — 年龄:骨折风险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 性别 — 低骨密度 — 低体重指数:≤19kg/m2 — 既往脆性骨折史,尤其是髋部、尺桡骨远端及椎体骨折史 — 父母髋骨骨折 — 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任何剂量,口服3个月或更长时间 — 抽烟 — 过量饮酒 — 合并其他引起继发性骨质疏松的疾病 — 类风湿性关节炎 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系统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所以尚无中国依据FRAX结果计算的治疗阈值。临床上可参考其他国家的资料,如美国指南中提到险因素进行评估的计算方法。FRAX®工具计算出髋部骨折概率≥3%或任何重要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概率≥20%时,视为骨质疏松性骨折高危患者,而欧洲一些国家的治疗阈值髋性别部骨折概率≥5%。我们在应用中可以根据个人情低骨密度况酌情决定。 2. FRAX应用中的问题与局限 (1)应用人群 不适用人群:临床上已诊断了骨质疏松,即骨密度(T值)低于-2.5,或已发生了脆性骨折,本应及时开始治疗,不必再用FRAX评估。 适用人群:没有发生过骨折又有低骨量的人群(T值>-2.5),因临床难以做出治疗决策,使用FRAX工具,可以方便快捷地计算出每位个体发生骨折的绝对风险,为制定治疗策略提供依据。适用人群为40~90岁男女,<40岁和>90岁的个体可分别按40岁或90岁计算。 (2)地区、人种差异问题 FRAX中骨折相关危险因素的确定基于来自全球包括北美、欧洲、亚洲、澳洲等多个独立的大样本的前瞻性人群研究的原始资料和大样本荟萃分析,因此是有共性的。但FRAX的计算模型中还需要相应国家人群的骨折发生率和人群死亡率的流行病学资料。由于我国关于骨折发生率的流行病学资料比较缺乏,在中国人的FRAX工具只能借用中国人局部地区的流行病学资料,在普遍应用时可能会有小的偏差,但这种偏差不会很大。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建议那些尚没有本国资料的国家可使用与自己国家最接近的FRAX计算工具,同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3)骨折相关的其他因素 除了在FRAX中涉及的骨折危险因素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与骨折关系密切。比如,大多数老年人的骨折发生在跌倒后,所以跌倒是发生骨折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在FRAX计算中没有包括跌倒。有两个理由,其一是用来开发这一工具的队列研究数据对跌倒的报告形式不一致,难以标准化;其二,药物的干预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可以减少跌倒患者的骨折危险性。但实际中,避免跌倒的确是预防骨折的有效措施。 (4)跌倒及其危险因素 1. 环境因素,如: — 光线暗路上障碍物 — 地毯松动 — 卫生间缺乏扶手 — 路面滑 2. 健康因素,如: — 年龄 — 女性 — 心律失常 — 视力差 — 应急性尿失禁 — 以往跌倒史 — 直立性低血压 — 行动障碍 — 药物(如睡眠要、抗惊厥药及影响精神药物等) — 久坐、缺乏运动 — 抑郁症 — 精神和认知能力疾患 — 焦急和易冲动 — 维生素D不足 [ 血25OHD<30ng/mL(<75nmol/L)] — 营养不良 3. 神经肌肉因素,如: — 平衡功能差 — 肌肉无力 — 驼背 — 感觉迟钝 4.恐惧跌倒 四、诊断与鉴别诊断 临床上诊断骨质疏松症的完整内容应包括2方面:确定骨质疏松和排除其他影响骨代谢疾病。 (一)骨质疏松的诊断 临床上用于诊断骨质疏松症的通用指标是:发生了脆性骨折及/或骨密度低下。目前尚缺乏直接测定骨强度的临床手段,因此,骨密度或骨矿含量测定是骨质疏松症临床诊断以及评估疾病程度的客观的量化指标。 1. 脆性骨折 指非外伤或轻微外伤发生的骨折,这是骨强度下降的明确体现,故也是骨质疏松症的最终结果及合并症。发生了脆性骨折临床上即可诊断骨质疏松症。 2.诊断标准(基于骨密度测定)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与骨强度下降有关,而骨强度是由骨密度和骨质量所决定。骨密度约反映骨强度的70%,若骨密度低同时伴有其他危险因素会增加骨折的危险性。因目前尚缺乏较为理想的骨强度直接测量或评估方法,临床上采用骨密度(BMD)测量作为诊断骨质疏松、预测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监测自然病程以及评价药物干预疗效的最佳定量指标。骨密度是指单位体积(体积密度)或者是单位面积(面积密度)的骨量,二者能够通过无创技术对活体进行测量。骨密度及骨测量的方法也较多,不同方法在骨质疏松症的诊断、疗效的监测以及骨折危险性的评估作用也有所不同。临床应用的有双能X线吸收测定法(DXA)、外周双能X线吸收测定法(pDXA)、以及定量计算机断层照相术(QCT)。其中DXA测量值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骨质疏松症诊断的金标准。(参考附件一) 【基于骨密度测定的诊断标准】 建议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诊断标准。基于DXA测定: 骨密度值低于同性别、同种族正常成人的骨峰值不足1个标准差属正常;降低1~2.5个标准差之间为骨量低下(骨量减少);降低程度等于和大于2.5个标准差为骨质疏松;骨密度降低程度符合骨质疏松诊断标准同时伴有一处或多处骨折时为严重骨质疏松。骨密度通常用T-Score(T值)表示,T值=(测定值-骨峰值)/正常成人骨密度标准差。 T值用于表示绝经后妇女和大于50岁男性的骨密度水平。对于儿童、绝经前妇女以及小于50岁的男性,其骨密度水平建议用Z值表示: Z值=(测定值一同龄人骨密度均值)/同龄人骨密度标准差 【测定骨密度的临床指征】 符合以下任何一条建议行骨密度测定: — 女性65岁以上和男性70岁以上,无论是否有其他骨质疏松危险因素; — 女性65岁以下和男性70岁以下,有一个或多个骨质疏松危险因素; — 有脆性骨折史或/和脆性骨折家族史的男、女成年人; — 各种原因引起的性激素水平低下的男、女成年人; — X线摄片已有骨质疏松改变者; — 接受骨质疏松治疗、进行疗效监测者; — 有影响骨代谢疾病或使用影响骨代谢药物史(参考附件二); — IOF骨质疏松症一分钟测试题回答结果阳性; — OSTA结果 ≤ -1 (二)骨质疏松的鉴别诊断及实验室检查 1. 骨质疏松的鉴别诊断 骨质疏松可由多种病因所致。在诊断原发性骨质疏松症之前,一定要重视排除其他影响骨代谢的疾病,以免发生漏诊或误诊。需要鉴别的疾病如:影响骨代谢的内分泌疾病(性腺、肾上腺、甲状膀腺及甲状腺疾病等),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免疫性疾病,影响钙和维生素D吸收和调节的消化道和肾脏疾病,多发性骨髓瘤等恶性疾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或其他影响骨代谢药物,以及各种先天和获得性骨代谢异常疾病等(参考附件二)。 2. 基本检查项目 为帮助进行鉴别诊断,对已诊断和临床怀疑骨质疏松的患者至少应做以下几项基本检查: (1)骨骼X线片:关注骨骼任何影像学的改变与疾病的关系 (2)实验室检查: 血、尿常规; 肝、肾功能; 钙、磷、碱性磷酸酶、血清蛋白电泳等。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通常血钙、磷和碱性磷酸酶值在正常范围,当有骨折时血碱性磷酸酶值水平有轻度升高。如以上检查发现异常,需要进一步检查或转至相关专科做进一步鉴别诊断。 3. 酌情检查项目 为进一步鉴别诊断的需要,可酌情选择性地进行以下检查,如:血沉、性腺激素、25OHD、1,25(OH)D、甲状旁腺激素、尿钙和磷、甲状腺功能、皮质醇、血气分析、血尿轻链、肿瘤标志物、甚至放射性核素骨扫描、骨髓穿刺或骨活检等检查。 4. 骨转换生化标志物 骨转换生化标志物(biochemical markers of-bone turnover),就是骨组织本身的代谢(分解与合成)产物,简称骨标志物(bone markers)。骨转换标志物分为骨形成标志物和骨吸收标志物,前者代表成骨细胞活动及骨形成时的代谢产物,后者代表破骨细胞活动及骨吸收时的代谢产物,特别是骨基质降解产物。在正常人不同年龄段,以及各种代谢性骨病时,骨转换标志物在血循环或尿液中的水平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代表了全身骨骼的动态状况。这些指标的测定有助于判断骨转换类型、骨丢失速率、骨折风险评估、了解病情进展、干预措施的选择以及疗效监测等。有条件的单位可选择性做骨转换生化标志物以指导临床决策。 在以上诸多指标中,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OF)推荐Ⅰ型原胶原N-端前肽(PINP)和血清Ⅰ型胶原交联C-末端肽(S-CTX)是敏感性相对较好的2个骨转换生化标志物。 (三)骨质疏松诊断流程 五、预防及治疗 一旦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生活质量下降,出现各种合并症,可致残或致死,因此骨质疏松症的预防比治疗更为现实和重要。骨质疏松症初级预防指尚无骨质疏松但具有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者,应防止或延缓其发展为骨质疏松症并避免发生第一次骨折;骨质疏松症的二级预防指已有骨质疏松症,T值≤-2.5或已发生过脆性骨折,其预防和治疗的最终目的是避免发生骨折或再次骨折。 骨质疏松症的预防和治疗策略较完整的内容包括基础措施、药物干预及康复治疗。 (一)基础措施 “基础”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基础”并不是“全部”和“唯一”。“基础措施”的适用范围包括: — 骨质疏松症初级预防和二级预防 — 骨质疏松症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期间 【基础措施】的内容包括 1. 调整生活方式 (1)富含钙、低盐和适量蛋白质的均衡膳食。 (2)适当户外活动和日照,有助于骨健康的体育锻炼和康复治疗。 (3)避免嗜烟、酗酒,慎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 (4)采取防止跌倒的各种措施,注意是否有增加跌倒危险的疾病和药。 (5)加强自身和环境的保护措施(包括各种关节保护器)等。 2. 骨健康基本补充剂 (1)钙剂:我国营养学会制定成人每日钙摄人推荐量800 mg(元素钙)是获得理想骨峰值,维护骨骼健康的适宜剂量,如果饮食中钙供给不足可选用钙剂补充,绝经后妇女和老年人每日钙摄人推荐量为1000mg。目前的膳食营养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平均每日从饮食中获钙约400 mg,故平均每日应补充的元素钙量为500~600 mg。钙摄入可减缓骨的丢失,改善骨矿化。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应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单纯补钙可以替代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钙剂选择要考虑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高钙血症时应该避免使用钙剂。此外,应注意避免超大剂量补充钙剂潜在增加肾结石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维生素D:促进钙的吸收、对骨骼健康、保持肌力、改善身体稳定性、降低骨折风险有益。维生素D缺乏可导致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增加骨吸收,从而引起或加重骨质疏松。成年人推荐剂量为200单位(5μg)/d,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摄人和吸收障碍常有维生素D缺乏,故推荐剂量为400~800 IU(10~20μg)/d。维生素D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剂量可为800~1200 IU,还可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建议有条件的医院酌情检测患者血清25OHD浓度,以了解患者维生素D的营养状态,适当补充维生素D。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建议老年人血清25OHD水平等于或高于30ng/mL(75nmol/L)以降低跌倒和骨折风险。此外,临床应用维生素D制剂时应注意个体差异和安全性,定期监测血钙和尿钙,酌情调整剂量。 (二)药物干预 【药物干预的适应症】 具备以下情况之一者,需考虑药物治疗: (1)确诊骨质疏松症患者(骨密度:T≤2.5),无论是否有过骨折; (2)骨量低下患者(骨密度:-2.5<T值≤1.0)并存在一项以上骨质疏松危险因素,无论是否有过骨折; (3)无骨密度测定条件时,具备以下情况之一者,也需考虑药物治疗: — 已发生过脆性骨折 — OSTA筛查为“高风险” — FRAX®工具计算出髋部骨折概率≥3%或任何重要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概率≥20%(暂借用国外的治疗阈值,目前还没有中国人的治疗阈值) 【抗骨质疏松药物】 抗骨质疏松药物有多种,其主要作用机制也有所不同。或以抑制骨吸收为主、或以促进骨形成为主,也有一些多重作用机制的药物。临床上抗骨质疏松药物的疗效判断应当包括是否能提高骨量和骨质量,最终降低骨折风险。现对国内已批准上市的抗骨质疏松药物的规范应用做如下阐述(按药物名称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1. 双膦酸盐类(Bisphosphonates) 双膦酸盐是焦膦酸盐的稳定类似物,其特征为含有P-C-P基团。双膦酸盐与骨骼羟磷灰石有高亲和力的结合,特异性结合到骨转换活跃的骨表面上抑制破骨细胞的功能,从而抑制骨吸收。不同双膦酸盐抑制骨吸收的效力差别很大,因此临床上不同双膦酸盐药物使用的剂量及用法也有所差异。 (1)阿仑膦酸钠 (2)依替膦酸钠 (3)伊班膦酸钠 (4)利噻膦酸钠 (5)唑来膦酸注射液 【关于双膦酸盐类药物安全性的关注】 双膦酸盐类药物总体安全性较好,但以下几点应特别关注: — 口服双膦酸盐后少数患者可能发生轻度胃肠道反应,包括轻度上腹疼痛、反酸等食管炎和胃溃疡症状。故除严格按服药说明书服用外,有活动性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返流性食道炎者慎用。 — 静脉输注含氮双膦酸盐可引起一过性发热、骨痛和肌痛等类流感样不良反应,多在用药3天后明显缓解,症状明显者可用非甾体抗炎药或普通解热止痛药对症治疗。 — 用药前检查肾功能:进入血中的约60%以原形从肾脏排泄,对于肾功能异常的患者,应慎用此类药物或酌情减少药物剂量。特别是静脉输注的双膦酸盐类药物,每次给药前应检测患者肾功能,肌酐清除率<35mL/min的患者不用此类药物。静脉输注时间不应少于15min,液体不应少于250mL。 — 关于下颌骨坏死:双膦酸盐相关的下颌骨坏死罕见。绝大多数发生于恶性肿瘤患者应用大剂量双膦酸盐以后,以及存在严重口腔健康问题的患者,如严重牙周病或多次牙科手术等。对患有严重口腔疾病或需要接受牙科手术的患者不建议使用该类药物。(如正在服用者可停药半年以后或骨吸收生化标志物达到正常水平才施行手术,而且手术后至少停用双膦酸盐3个月。) — 关于心房纤颤:目前没有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表明心房纤颤与双膦酸盐治疗有直接的相关关系。 — 关于非典型性骨折:虽有关于长期应用双膦酸盐类药物发生非典型性骨折的少数报道,但其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与双膦酸盐类药物的关系并不确定。为提高应用双膦酸盐类药物的安全性,需要长期使用者应定期进行评估。 2. 降钙素类(Calcitonin) 降钙素是一种钙调节激素,能抑制破骨细胞的生物活性和减少破骨细胞的数量,从而阻止骨量丢失并增加骨量。降钙素类药物的另一突出特点是能明显缓解骨痛,对骨质疏松性骨折或骨骼变形所致的慢性疼痛以及骨肿瘤等疾病引起的骨痛均有效,因而更适合有疼痛症状的骨质疏松症患者。目前应用于临床的降钙素类制剂有2种:鲑鱼降钙素和鳗鱼降钙素类似物。 (1)鲑鱼降钙素 (2)鳗鱼降钙素 【关于降钙素类药物安全性的关注】 应用降钙素,总体安全性良好,少数患者可有面部潮红、恶心等不良反应,偶有过敏现象,可按照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确定是否做过敏试验。降钙素类制剂应用疗程要视病情及患者的其他条件而定。 3. 雌激素类(Estrogen) 雌激素类药物能抑制骨转换,阻止骨丢失。临床研究已证明激素疗法(HT),包括雌激素补充疗法(ET)和雌、孕激素补充疗法(EPT)能阻止骨丢失,降低骨质疏松性椎体、非椎体骨折的发生风险,是防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的有效措施。在各国指南中均被明确列入预防和治疗绝经妇女骨质疏松药物。 【关于激素治疗安全性的关注】 绝经妇女正确使用激素治疗,总体是安全的,以下几点为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 激素治疗与子宫内膜癌:曾经对有子宫的妇女长期只补充雌激素,确实增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有子宫的妇女补充雌激素的同时也适当补充孕激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不再增加。这一结论已有大量高级别的临床证据支持,是无需争论的事实。 — 激素治疗与乳腺癌:国际绝经学会关于绝经后妇女激素治疗的最新推荐中指出:关于激素治疗与乳腺癌的关系仍有争论,而且应当放心的是其可能的风险不大,小于每年1/1000。激素治疗中雌激素的不同剂量和制剂、孕激素、雄激素以及不同给药途径和乳腺癌的关系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乳腺癌仍是激素治疗的禁忌证。 — 激素治疗与心血管病风险:激素治疗不用于心血管病的预防。没有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妇女,60岁以前开始激素治疗,可能对其心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已经有血管的损害,或60岁以后再开始激素治疗,则没有这种保护作用了。 — 激素治疗与血栓:激素治疗轻度增加血栓风险。血栓是激素治疗的禁忌证。非口服雌激素因没有肝脏的首过效应,可能这种担心更小,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证实。 — 激素治疗与体重增加:雌激素非同化激素,虽然大剂量时会有水钠潴留而体重增加。绝经后激素治疗中使用的低剂量一般不会出现水钠潴留。相反,多数有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显示,研究后激素治疗和安慰剂二组妇女的体重均有增加,而安慰剂组妇女体重增加更明显。 总之实施激素治疗要进行利与弊的全面评估,治疗前必须评估患者是否有明确的治疗适应证,排除禁忌证。这是保证治疗利大于弊的基础。医生要与患者讨论可能的获益和风险,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治疗前要询问病史和全面体检,特别是子宫和乳腺的检查。建议激素补充治疗遵循以下原则: (1)明确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保证利>弊的基础) (2)绝经早期开始用(<60岁),收益更大风险更小 (3)应用最低有效剂量 (4)治疗方案个体化 (5)局部问题局部治疗 (6)坚持定期随访和安全性监测(尤其是乳腺和子宫) (7)是否继续用药应根据每位妇女的特点每年进行利弊评估 4. 甲状旁腺激素(PTH) PTH是当前促进骨形成药物的代表性药物:小剂量 rhPTH(1-34)有促进骨形成的作用。 【关于甲状旁腺激素治疗安全性的关注】 患者对rhPTH(1-34)治疗的总体耐受性较好,部分患者可能有头晕或下肢抽搐的不良反应。有动物研究报告,rhPTH(1-34)可能增加成骨肉瘤的风险,因此对于合并Paget’s病、骨骼疾病放射治疗史、肿瘤骨转移及合并高钙血症的患者,应避免使用rhPTH(1-34)。 5.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类(SERMs) SERMs不是雌激素,其特点是选择性地作用于雌激素的靶器官,与不同形式的雌激素受体结合后,发生不同的生物效应。如已在国内外上市的SERMs雷洛昔芬在骨骼上与雌激素受体结合,表现出类雌激素的活性,抑制骨吸收,而在乳腺和子宫上则表现为抗雌激素的活性,因而不刺激乳腺和子宫。 【关于雷洛昔芬药物安全性的关注】 雷洛昔芬药物总体安全性良好。国外研究报告该药轻度增加静脉栓塞的危险性,国内尚未发现类似报道。故有静脉栓塞病史及有血栓倾向者如长期卧床和久坐期间禁用。 6. 锶盐 锶(Strontium)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参与人体许多生理功能和生化效应。锶的化学结构与钙和镁相似,在正常人体软组织、血液、骨骼和牙齿中存在少量的锶。人工合成的锶盐雷奈酸锶(Strontium Ranelate),是新一代抗骨质疏松药物。 【关于雷奈酸锶药物安全性的关注】 雷奈酸锶药物总体安全性良好。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腹泻、头痛、皮炎和湿疹,一般在治疗初始时发生,程度较轻,多为暂时性,可耐受。有极少对该药发生超敏反应的报告,多在用药3~6周出现。临床上发现服药后出现皮疹的情况应尽快停药,密切观察并及时处理,必要时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具有高静脉血栓(VTE)风险的患者,包括既往有VTE病史的患者,应慎用雷奈酸锶。 7. 活性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 包括1,25双羟维生素D3(骨化三醇)和1α羟基维生素D3(α-骨化醇)。前者因不再需要经过肝脏和肾脏羟化酶羟化就有活性效应,故得名为活性维生素D。而1α羟基维生素D3则需要经25羟化酶羟化为1,25双羟维生素D3后才具活性效应。所以,活性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更适用于老年人、肾功能不健全以及1α羟化酶缺乏的患者。 (1)1,25双羟维生素 D3 (骨化三醇) (2)1α羟基维生素D3(α-骨化醇) 【关于活性维生素D类药物安全性的关注】 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应用上述剂量的活性维生素D总体是安全的。长期应用应定期监测血钙和尿钙水平。在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可与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联合应用。 8. 维生素K2(四烯甲萘醌) 四烯甲萘醌是维生素K2的一种同型物,是γ-羧化酶的辅酶,在γ-羧基谷氨酸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γ-羧基谷氨酸是骨钙素发挥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须的。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显示四烯甲萘醌可以促进骨形成,并有一定抑制骨吸收的作用。 9. 植物雌激素 尚无有力的临床证据表明目前的植物雌激素制剂对提高骨密度、降低骨折风险等有明确疗效。 10.中药 国内已有数种经SFDA批准的治疗骨质疏松的中成药。多数有缓解症状、减轻骨痛的疗效。中药关于改善骨密度、降低骨折风险的大型临床研究尚缺乏,长期疗效和安全性需进一步研究。 (三)抗骨质疏松药物临床关注问题 1. 关于联合用药 抗骨质疏松药物的的联合应用较为复杂,要考虑到药物间的相互影响,目前尚需要大样本、长时间的临床研究来明确。目前已有的骨质疏松联合治疗方案,大多以骨密度变化为终点,其对抗骨折疗效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总体来说,联合使用骨质疏松症治疗药物,应评价潜在的不良反应和治疗获益,此外,还应充分考虑药物经济学的影响。联合应用方案有二种形式,即同时联合方案及序贯联合方案。根据药物作用机制和各种药物特点,对联合用药暂提出以下建议: (1)同时联合方案 — 钙剂及维生素D作为骨质疏松症的基础治疗药物,可以与骨吸收抑制剂或骨形成促进剂联合使用。 — 通常情况下,对于骨吸收抑制剂及骨形成促进剂,不建议同时应用相同作用机制的药物来治疗骨质疏松症。 — 有研究显示,同时应用双膦酸盐及甲状旁腺激素制剂,不能取得加倍的疗效。 (2)序贯联合方案 尚无明确的证据指出各种抗骨质疏松药物序贯应用的禁忌。可根据个体情况酌情选择。有研究表明序贯应用骨形成促进剂和骨吸收抑制剂,能较好维持疗效,临床上是可行的。 2. 关于疗效监测 治疗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患者的依从性,良好的依从性有助于提高抗骨质疏松药物降低骨折的疗效。每6~12个月系统地观察中轴骨骨密度的变化,有助于评价药物的疗效。在判断药效时,应充分考虑骨密度测量的最小有意义的变化值(1east significant change,LSC),如何评价和计算LSC,可以参考国际临床骨密度测量协会的网站(www. ISCD. org)。 注意外周双能X线骨密度测量(pDXA)和定量骨超声(QUS)等评价外周骨骼骨密度或骨质量的方法,不能反映脊柱及髋部对于药物治疗的反应,因此不适于监测药物的疗效。 骨转换生化标志物可以在药物治疗后1~6个月发生明显变化,通过测量其变化情况,可以了解骨吸收抑制剂或骨形成促进剂的作用效果,因此,骨转换生化标志物常常被用作大样本临床研究的观察终点之一。有利于预测疗效、增加药物治疗的依从性。但由于骨转换生化标志物可能存在变异、不同测量方法问的结果也有差别,因此对于评价患者个体的疗效,需要充分考虑到骨密度最小有意义的变化值(LSC),同时也要尽可能采用相同的采血时间和测量方法。 (四)康复治疗 许多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证明,运动是保证骨骼健康的成功措施之一,不同时期运动对骨骼的作用不同,儿童期增加骨量,成人期获得骨量并保存骨量,老年期保存骨量减少骨丢失。针对骨质疏松症制定的以运动疗法为主的康复治疗方案已被大力推广。运动可以从两个方面预防脆性骨折:提高骨密度和预防跌倒。 康复治疗建议: 1. 运动原则 — 个体原则:由于个体的生理状态和运动机能差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 评定原则:每个体在选择运动方式时应进行生理状态包括营养、脏器功能等方面的评估。实际生活能力评定包括独立生活能力、生活质量等。环境评定包括居住环境、居住区的地理状况等。 — 产生骨效应的原则:负重 、抗阻、超负荷和累积的运动可以产生骨效应,抗阻运动具有部位的特异性,即承受应力的骨骼局部骨量增加。 2. 运动方式 负重运动,抗阻运动。例如:快步走,哑铃操,举重,划船运动,蹬踏运动等。 3. 运动频率和强度 目前针对于骨质疏松的运动频率和强度还未达成共识,众多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建议高强度低重复的运动可以提高效应骨的骨量,建议:负重运动每周4~5次,抗阻运动每周2~3次。强度以每次运动后肌肉有酸胀和疲乏感,休息后次日这种感觉消失为宜。四肢瘫、截瘫和偏瘫的患者,由于神经的损伤和肌肉的失用容易发生继发性骨质疏松,这些患者应增加未瘫痪肢体的抗阻运动以及负重站立和功能性电刺激。 《附件一》骨密度及骨测量方法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与骨强度下降有关,而骨强度是由骨密度和骨质量所决定。因目前尚缺乏较为理想的骨强度直接测量或评估方法,临床上采用骨密度(BMD)测量作为诊断骨质疏松、预测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监测自然病程以及评价药物干预疗效的最佳定量指标。骨密度是指单位体积(体积密度)或者是单位面积(面积密度)的骨量,二者能够通过无创技术对活体进行测量。骨密度约反映骨强度的70%,若骨密度低同时伴有其他危险因素会增加骨折的危险性。骨密度及骨测量的方法也较多,不同方法在骨质疏松症的诊断、疗效的监测以及骨折危险性的评估作用也有所不同。 (一)骨密度测定方法 骨密度测定方法有多种,双能X线吸收测定法(DXA)、外周双能X线吸收测定术(pDXA)、以及定量计算机断层照相术(QCT)。其中DXA测量值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骨质疏松症诊断的金标准。 【双能X线吸收法】 主要测量中轴骨骼部位(脊柱和髋部)以及全身骨密度。外周双能X线吸收测定术(pDXA)主要测定外周骨骼部位(前臂,足跟,手指)等。尽管测量值可用来评估特定部位及发生骨折的总体风险,但是用双能X线吸收法测量髋部仍是预测未来髋部骨折风险的最好指标。值得注意的是DXA骨密度测定值受骨组织退变、损伤、软组织异位钙化和成分变化以及体位差异等影响会产生一定偏差,也受仪器的精确度及操作的规范程度影响。因此,应用DXA测定骨密度要严格按照质量控制要求(参考国际临床骨密度学会ISCD的共识意见)。由于是二维扫描,因此BMD是面积密度(g/cm2)而不是真正的体积密度(g/cm3)。计算体积BMD受骨骼大小影响。例如大骨骼个体其面积骨密度值高于体积骨密度值(欧洲指南)。临床上推荐测量的部位是腰椎1-4、总髋部和股骨颈,诊断时要结合临床情况进行分析。 【诊断标准】 建议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诊断标准。基于DXA测定: 骨密度值低于同性别、同种族健康成人的骨峰值不足1个标准差属正常;降低1~2.5个标准差之间为骨量低下(骨量减少);降低程度等于和大于2.5个标准差为骨质疏松;骨密度降低程度符合骨质疏松诊断标准同时伴有一处或多处骨折时为严重骨质疏松(资料来源:WHO:Guidelines for preclinical evaluation and clinical trials in osteoporosis,1998,Geneva)。现在也通常用T-Score(T值)表示,即T值≥-1.0为正常,-2.5<T值<-1.0为骨量减少,T值≤-2.5为骨质疏松。 【定量CT】 定量CT(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可分别测量松质骨和/或皮质骨的密度,进而可避免因脊椎退行性改变对骨矿测量的影响。因松质骨代谢转化明显高于皮质骨,故QCT可适用于效疗或随访的监测观察。目前,QCT的常规测量部位是腰椎椎体;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在进行测量腰椎椎体骨密度的同时,并依据脊椎侧位定位像进行胸腰椎体骨折有无及椎体骨折程度的形态评估。外周的QCT(pQCT)可以测量前臂或者胫骨。QCT和pQCT测量的主要局限性是X线辐射剂量和检查费用相对较高,也尚未见QCT对骨质疏松症的统一诊断标准;QCT测量的质控仍有待完善。 其他应用CT原理进行测量的方法,如体积(volumetric)QCT测量、微CT(Micro-CT)等尚未广泛应用于临床,Micro-CT更多用于研究观察骨的微结构。 (二)其他骨测量方法 【定量超声测定法(Qus)】 超声骨测量(QUS)优越性主要在于:无放射性、可提供骨量以外骨的结构信息、价格低廉和易于携带。QUS检查对预测骨折风险性有参考价值。因该设备经济、方便,更适合用于人群筛查和基层使用。又因其无放射性,还适用于孕妇和儿童。目前QUS测量仪的种类较多,不同仪器测量的部位也不尽相同,最常见的测量部位是跟骨,其它测量部位包括胫骨和指骨等。目前QUS正常人数据库有限、且尚未见统一的诊断标准,又因超声测量的精确性等质控因素,对监测药物治疗反应的价值有待进一步探讨。 【X线摄片法】 依据X线平片定量诊断骨质疏松的敏感性和准确性较低,因X线影像表现骨质疏松时,其骨量丢失可达30%以上,故X线对早期诊断的意义不大。但在无任何骨密度和骨测量方法的情况下,X线平片也应视为一种有帮助的评估手段。X线平片可观察骨组织的形态结构,是对骨质疏松所致各种骨折进行定性和定位诊断的一种较好的方法。尤其是椎体骨折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最常见部位,但常缺乏明显临床体征,因此,脊椎侧位X线片是诊断椎体有无骨折及判定骨折程度的必要方法。X线平片也是将骨质疏松与其它骨代谢疾病及骨肿瘤进行鉴别的必要检查方法。值得指出:以上所述各种骨密度及骨测量的方法在临床应用时均应进行相应的质量控制,如对患者的随访测量应进行纵向质控测量,多中心研究应进行横向的指控测量等。 《附件二》骨质疏松症鉴别诊断常见疾病 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的常见原因详见下表,在诊断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前,应注意通过详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及针对性实验室检查进行鉴别诊断。 需要鉴别的常见疾病列表如下: 《附件三》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 临床诊疗指南: 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册[S]. 北京: 人民卫 生出版社, 2006. [2] Kanis JA,Melton LJ 3rd, et al. The diagnosis of osteoporosis[J]. J Bone Miner Res, 1994, 8: 1137-1141. [3] NIH Consensus Development Panel on Osteoporosis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herapy. Osteoporosis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herapy[J]. JAMA, 2001, 285: 785-795. [4] Cooper C, Melton LJ. Epidemiology of osteoporosis[J]. Trends Endocrinol Metab, 1992, 3: 224-229. [5] Xu L, Cummings SR, Mingwei Q, et al. Vertebral fractures in Beijing, China: The Beijing Osteoporosis Project. J[J]Bone Miner Res, 2000, 15: 2019-2025. [6] Lau EMC, Sambrook P, Seeman E, et al. Guidelines for diagnos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 in Asia APLAR[J]. J Rheumatol, 2006, 9: 24-36. [7] Kanis JA, Burlet N. Cooper C, et al. European guida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osteoporosi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J]. Osteoporos Int, 2008, 19: 399-428. [8] 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 The clinician’s guide to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2008)[S]. http://www.nof.org/sites/default/files/pdfs/NOF-Clin-ians-Guide2008.pdf. [9] Koh LH, Sedrine WB, Torralba TP, et al. A simple tool to identify Asian women at increased risk of osteoporosis[J]. Osteoporos Int, 2001, 12: 699-705. [10]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racture Risk Assessment Tool. www. shef. ac. uk/FRAX. [11] Kanis JA, McCloskey EV, Johansson H. et al. Development and use of FRAX in osteoporosis[J]. Eur J Radiol, 2009, 71: 392-397. [12] Kanis JA, Jobansson H, Oden A, et al. Assessment of fracture risk[J]. Osteoporos Int, 2011, [Epub ahead of print] [13] ISCD Official Positions. www. ISCD. org [14] Reid IR, Ames RW, Evans MC, et al. Effect of calcium supplementation on bone los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J]. N Engl J Med, 1993, 328: 460-464. [15] Dawson-Hughes B, Harris S, Krall EA, et al. Effect of calcium and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on bone density in men and women 65 years of age or older[J]. N Engl J Med, 1997, 337: 670-676. [16] Ooms ME, Roos JC, Bezemer PD, et al. Prevention of bone loss by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in elderly women: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trial[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1995, 80: 1052-1058. [17] Boonen S, Lips P, Bouillon R, et al. Need for additional calcium to reduce the risk of hip fracture with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evidence from a comparative meta 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07, 92: 1415-1423. [18] Bischoff-Ferrari HA, Willett WC, Wong JB, et al. Fracture prevention by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J Am Med Assoc, 2005, 293: 2257-2264. [19] Bischoff-Ferrari HA, Dawson-Hughes B, Staehelin HB, et al. Fall prevention with supplemental and active forms of vitamin D: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J]. BMJ, 2009, 339: b369. [20] Bolland MJ, Avenell A, Baron JA, et al. Effect of calcium supplements on risk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cardiovascular events: meta-analysis[J]. BMJ, 2010, 341: c3691. [21] Black DM, Cummings SR, Karpf D, et al. Randomized trial of effect of alendronate on risk of fracture in women with existing vertebral fractures[J]. Lancet, 1996, 348: 1535-1541. [22] Lau EMC, Woo J, Chan YH, et al. Alendronate prevents bone loss in Chinese women with osteoporosis[J]. Bone, 2000, 27: 677-680. [23] Delmas PD, Recker RR, Chesnut CH III, et al. Daily and intermittent oral ibandronate normalize bone turnover and provide signifcant reduction in vertebralfracture risk: results from the BONE study[J]. Osteoporos Int, 2004, 15: 792-798. [24] Harris ST, Watts NB, Genant HK, et al. Effects of rise-droante treatment on vertebral and nonvertebral fractures in women with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AMA, 1999, 282: 1344-1352. [25] McClung MR, Geusens P, Miler PD, et al. Effect of risedronate on the risk of hip fracture in elderly women[J]. N Engl J Med, 2001, 344: 333-340. [26] Black DM, Delmas PD, Eastell R, et al. HORIZON Pivotal Fracture Trial. Once-yearly zoledronic acid for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J]. N Engl J Med, 2007, 356: 1809-1822. [27] Cauley JA, Black D, Boonen S, et al. Once-yearly zole-dronic acid and days of disability, bed rest and back pain: Randomised controlled HORIZON pivotal fracture trial[J]. N Engl J Med, 2007: 357: nihpa40967. [28] Lyles KW, Colón-Emeric CS, et al. Zoledronic acid in reducing clinical fracture and mortality after hip fracture[J]. N Engl J Med, 2007: 357: nihpa40967. [29] Adachi JD, Lyles KW, Colón-Emeric CS, et al. Zoledronic acid results in better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following hip fracture: the HORIZON-Recurrent Fracture Trial[J]. J Bone Miner Res, 2010, [Epub ahead of print] [30] Chesnut CH, Silverman S, Andriano K, et al. A randomized trial of nasal spray salmon calcitonin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established osteoporosis: the prevent recurrence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s study[J]. Am J Med, 2000, 109: 267-276. [31] Writing Group for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Investigators. 2002 Risks and benefits of estrogen plus progestinin healthy postmenopausal women: principal results from the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AMA, 2002, 288: 321-333. [32] IMS Up dated Recommendations on Post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J]. Climacteric, 2007, 10: 181-194. [33] The Writing Group on behalf of the Workshop Consensus Group. International Menopause Society Consensus Statement: Aging, menopaus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HRT[J]. Climacteric, 2009,12:368-377. [34] Santen RJ, Allred DC, Ardoin SP, et al. Endocrine Society. Post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 an Endocrine Society scientific statement[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0, 95(7 Suppl1): s1-s66. [35] Neer RM, Arnaud CD, Zancheta JR, et al. Effect of parathyroid hormone(1-34)on fractures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osteoporosis[J]. N Engl J Med, 2001, 344: 1434-1441. [36] Delmas PD, Ensrud KE, Adachi JD, et al. Efficacy of raloxifene on vertebral fracture risk reduction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osteoporosis: four-year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 Clin Endocr Metab, 2002, 87: 3609-3617. [37] Kung AW, Chao HT, Huang KE,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aloxifene 60 milligrams/day in postmenopausal Asian women[J]. J Clin Endocrinaol Metab, 2003,88: 3130-3136. [38] Meunier PJ, Roux C, Seeman E, et al. The effects of strontium ranelate on the risk of vertebral fracture in women with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J]. New Engl J Med, 2004, 350: 459-468. [39] Reginster JY, Seeman E, De Vernejoul MC, et al. Strontium ranelate reduces the risk of nonvertebral fracture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oste0porosis: Treatment of Peripheral Osteoporosis(TROPOS) study[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05, 90: 2816-2822. [40] Reginster JY, Bruyère, O Sawicki A, et al. Long-term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with strontium ranelate: Results at 8 years[J]. Bone, 2009, 45: 1059-1064. [41] Seeman E, Boonen S, Borgström F, et al. Five years treatment with strontium ranelate reduces vertebral and nonvertebral fractures and increases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remaining life-years in women over 80 years of age[J]. Bone, 2010, 46: 1038-1042. [42] Alexandersen P, Toussaint A, Christiansen C, et al. Ipriflavon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AMA, 2001, 285: 1482-1488.
就医指导 2016-07-05阅读量4604
病请描述: 唇腭裂是最常见的先天性面部结构畸形之一,约占头颈部异常的65%[1]。唇腭裂是最常见的先天性口腔颌面部畸形和其发生率约为1:700至4:1000,有明显的种族和地理差异[2,3]。患病率随不同民族背景和国家而异。据报道,在中国唇腭裂的患病率为1.8%[4]。这些唇腭裂患者,从出生到成年,往往需要复杂的、个性化的治疗,因此需要一个由正畸医师、整形外科医师、儿牙医师、口腔颌面外科医师、言语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等跨学科的治疗。 除了明显的口腔缺损外,这些唇腭裂患者还有一些其他口腔疾病(如牙和牙弓不规则,以及术后瘢痕问题)均导致龋齿发病率更高。事实上,即使在现代社会,龋齿仍然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这对腭裂患者的口腔健康造成重大威胁。虽然全球不同国家的龋齿患病率正在降低[5],但口腔腭裂患者仍然面临龋齿高风险[6,7]。卞等人[8]在华中地区检查了3〜5岁的唇裂,腭裂或唇腭裂患者。发现百分之七十五的患猖獗龋。朱等人[9]检查了西部地区3〜25岁的唇腭裂患者,发现唇腭裂患者龋齿患病率明显升高。然而关于中国东部唇腭裂患者的患龋率的研究很少。许多研究调查了口腔唇腭裂患者的龋齿发病率。到目前为止,证据仍有矛盾。 许多调查显示,在口腔唇腭裂患者中发现更多的龋牙[6,9-12]。 而另一些相反的研究表明,口腔唇腭裂患者的龋齿较低[13,14]。 龋齿被认为是多因素来源的感染性和可传送性疾病。形状、结构、数量和位置方面的牙齿异常因不同的唇腭裂类型而变化,可能会影响龋齿患病率。但是,这是有争议的。几项研究发现,唇腭裂类型是影响口腔腭裂患者龋齿发病率的重要因素[8-10,14,15]。 其他研究显示,唇腭裂类型的龋齿患病率没有显着差异[12,16,17]。 本文的目的是调查不同口腔唇腭裂之间龋齿的发病率,并描述华东地区不同年龄组的腭裂患者在是否具有不同的龋齿水平。 材料和方法 2010年3月至8月期间进行了评估。包括所有在我们医院进行过治疗的唇裂和腭裂患者。参与者符合以下标准:没有系统性和遗传性疾病;诊断为非综合征性唇腭裂;有其他先天性畸形或接受正畸治疗的患者,均被排除。所有参与者提供书面知情同意书。所有的方法都经由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受试者 总共有268名患者,包括142名男患者,126名女患者,(M:F-=5.5:4.7),这些患者均患有唇裂和/或腭裂。平均年龄为11.40(SD 3.25),范围是6到18岁。 将患者分为两个不同的年龄组:组1年龄为6-12岁(n = 156),组2年龄为13-18岁(n = 112)。对于每个年龄组,患者根据其唇腭裂类型进一步分为三个亚组:唇裂/唇裂和牙槽嵴裂(CL),仅唇裂(CP)和唇腭裂(CLP)。 口腔检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口腔健康调查,基本方法第4版等,日内瓦,世卫组织,1997年)的修订标准对龋进行了检查。检查是在具有良好人造光线的口腔门诊进行的,使用牙科镜并由同一经验丰富的牙医进行。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参考原始数据的情况下,重复3次。将3次测量的平均值用作最终数据。在混合牙列和恒牙列(dmft/DMFT)中,使用所有萌出牙的龋(以形成龋洞/未形成龋洞)、失、补牙数进行测量。将釉质表面不同的白垩白色釉质结构或肉眼可见的釉质断裂定义为非龋洞形成性龋损[18]。 统计分析 所有分析均采用SPSS(SPSS17.0,SPSS软件公司,美国)进行。分别应用Chi-Square和t检验来比较DMFT / dmft数据。P<0.05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6〜12岁组中检查的患者数为40例CL,40例CP,76例CLP;13〜18岁组检查的患者数量为CL 31例,CP 29例, CLP 52例。 5至12岁的龋均为1.77(SD2.58),而13至18岁的龋均为6.96(SD4.35)。 6〜12岁组的龋均低于13〜18岁的恒牙组。年龄组I与年龄组II的龋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12.21,P <0.05)。 不同唇腭裂类型的6〜12岁组的龋均在表2中给出,CL组的龋均为4.68(SD3.67),而CP组为7.36(SD3.93),CLP组为5.72(SD3.87)。不同的唇腭裂类型的龋均无统计学差异(F [2,153] = 3.13,P> 0.05)。 6〜12岁不同唇腭裂组的龋均见表3。CL组龋均为1.56(SD2.18),CP组为1.24(SD 1.81),CLP组为2.08(SD2.96)。不同唇腭裂类型的龋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2,153] = 1.09,P> 0.05)。 13〜18岁组,不同唇腭裂类型的龋均见表4。CL组龋均为6.06(SD3.97),而CP组为7.71(SD 4.94),CLP组为7.05(SD4.32)。不同唇腭裂组(CL,CP和CLP)龋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F [2,109] = 0.55,P> 0.05)。 讨论 目前,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认识到口腔唇腭裂患者龋齿评估的意义。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中国患者的相关信息。我们是第一个根据华东地区患者年龄和唇腭裂分类科学分析龋齿发病率的中国小组。 龋齿是多因素性质的疾病,正常患者的龋齿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在我们的研究中,研究了不同年龄组口腔唇腭裂患者的龋齿发病率。通过对不同DMFT测量值的分析,发现龋齿患病率随着恒牙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6〜12岁患者的龋齿患病率明显低于13〜18岁患者(1.77±2.58,6.96±4.35; P <0.05)(表2)。一个越南学者检查了154例唇裂和/或腭裂患者,发现龋齿影响的牙齿平均数为4〜6岁组为9.95,11〜13岁组为2.97,14至16岁组为4.93。龋均评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2.79对4.93)[15]。在英国,一位学者报道,3至18岁的唇裂和/或腭裂患者,3至5岁的龋均为1.9(SD6.5),而6至12岁是2.8(SD3.7); 6岁至12岁的龋均为0.4(SD0.9),13岁至18岁的龋均为1.9(SD2.2)[14]。另一名英国学者也有同样报道说,4,8,12岁的唇腭裂患者,乳牙和恒牙的龋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19]。在约旦,一名学者检查了10至28岁的唇腭裂患者,发现16至28岁组的龋均高于10至15岁组(5.42±5.94比4.76±5.11)[11]。我们的结果与这些研究的结果相一致。但其他一些研究与上述研究并不一致。朱等人[9]报道,口腔唇腭裂患者的龋齿患病率是不同年龄组的变化不规则的。一名德国学者研究了6至16岁的唇裂,牙槽突裂和腭裂患者,发现龋齿患病率随着乳牙和恒牙的年龄的增长而不同。对于乳牙,随着年龄的增长,龋齿发病率下降。对于恒牙,龋齿患病率并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加或减少 [20]。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了龋齿的严重程度与口腔腭裂患者年龄之间的关系[11,14,15,19]。 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口腔唇腭裂患者的牙齿龋齿患病率不同。华东地区唇腭裂患者的龋均高于英国[14,19],但龋均低于越南[15]和约旦[11]。一种可能性是,不同国家的公共口腔医疗保健是不同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估龋齿。 CL组的龋均为4.68(SD3.67),CP组为7.36(SD3.93),6〜12岁组(CL组)为5.72(SD3.87)。 CP组比CL和CLP组龋均更高。然而,不同唇腭裂类型的龋均评分在统计学上差异不显著。在瑞典,学者检查了49例,5或6岁口腔唇腭裂患者,发现唇腭裂型并不影响龋齿患病率[16]。泰国学者报道在不同唇腭裂类型的口腔唇腭裂患者中发现早期儿童龋齿(ECC)无统计学差异[12]。然而,朱等人[9]报道,3〜5岁患者CL组的dmft / dmfs评分均低于CP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据报道,与3〜6岁患者相比,CLP患者龋齿水平较高[8]。我们的结果显示,CP组(7.36±3.93)的dmft分数高于CLP组(5.72±3.87)和CL组(4.86±3.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aul和Broudt [14]报道,CP组的平均dmfs评分为3.6,高于CL组(1.7)和CLP组(1.4)。他们的结果与我们对于dmfs分数的平均数的结果相似。然后根据其形态学相似结合将CL和CLP分组,结果显示,CP组乳牙列的龋均与组合组显著不同。同时比较不同种族口腔唇腭裂患者的龋齿患病率,学者发现该种族是龋病患病率的影响因素。在本研究中,CP组中印度种族的患者比组合组更多,这些印度患者的龋病患病率高于白种人。因此,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应用于解释为什么保罗和布鲁特的统计学结果与我们的研究不同[14]。越南学者报道,当与UCLP(单侧唇腭裂)和BCLP(双侧唇腭裂)组相比时,CL / CLA(唇裂或唇裂和牙槽嵴裂)组的dmft较低。学者还发现,与CL / CLA组患者相比,CP患者的dt和dmft较高。不同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5]。另一位学者检查了口腔唇腭裂患者的龋齿发病率,发现CLP患者的平均患龋率(1.73)是cCL患者的两倍(0.86)[19]。 6〜12岁组和13〜18岁组中,CP组龋均高于CL和CLP组。然而,两个年龄组的不同唇腭裂类型的龋均没有显著差异。 Kirchberg等[20]发现唇腭裂和口腔健康状况的严重程度没有统计学相关性。 Pual和Broudt [14]报道,不同唇腭裂类型和唇腭裂侧的DMFS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l-wahadni等人[11]检查10至28岁口腔腭裂患者,发现UCLP和BCLP之间龋齿患病率无显著差异。朱等[9]检查了中国西部口腔唇腭裂患者,发现6至25岁的患者CP±A(有或没有腭裂的腭裂)/ CLP患者的DMFT或DMFS分高于CL±A(有或没有牙槽嵴裂的唇裂)。然而,他们的结果没有统计学意义。另据研究,CL组龋均为0.71,CP组为0.98,CLP组为0.96。但是,不同唇腭裂类型的结果仍然没有显著差异[19]。 这项研究证实,口腔唇腭裂患者的龋齿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表明不同唇腭裂类型的dmft / DMFT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防止龋齿保持良好的口腔健康和卫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主张采取多项措施预防龋齿。对于口腔唇腭裂患者,进行适当的口腔保健定期检查,口腔卫生咨询,饮食咨询和充足的氟化物补充也是十分重要的。希望这项研究可以增加唇腭裂患者的口腔龋齿患病率数据库的价值,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的患者。
肖文林 2017-05-02阅读量1.6万